《華爾街日報》:薩爾曼·拉什迪追殺令如何改變了世界
Reuel Marc Gerecht
除了伊朗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對此僅能部分居功)之外,他最具影響力的成就是1989年2月對作家薩爾曼·魯西迪下達的追殺令。這一針對魯西迪小説《撒旦詩篇》的裁決,標誌着穆斯林武裝分子首次膽敢在西方世界腹地實施伊斯蘭教法。霍梅尼以柔道之術反擊西方標榜的"普世價值",迫使其正視穆斯林對神聖與褻瀆的敏感。儘管穆斯林對霍梅尼法令反應不一,但它在遜尼派和什葉派信徒中都引發了廣泛共鳴。
魯西迪這部深奧的著作引發如此怒火實屬蹊蹺。伊斯蘭學者和法學家對《古蘭經》第53章(《撒旦詩篇》的靈感來源)的爭論由來已久,該章節涉及穆罕默德勸化麥加有權勢的異教徒皈依伊斯蘭教的事蹟。正統解讀認為魔鬼曾干擾先知獲得的天啓,導致出現暫時性策略性地容忍異教的經文。除了對猶太巴努·古萊扎部落男性的屠殺外,這在伊斯蘭評論界引發的爭議堪稱空前。
魯西迪的挑釁性幻想建立在學界熟知的領域上。不幸的是,他的穆斯林出身,加上霍梅尼在伊朗與伊拉克戰爭失敗一年後急需新議題,使這位作家捲入了穆斯林內部的激烈紛爭。若是約翰·萬斯伯勒(其1977年著作論證《古蘭經》不可能成書於七世紀初的單人之手)寫了《撒旦詩篇》,無論是霍梅尼還是最初對作品表示憤慨的英國、印度教士都不會在意。萬斯伯勒的學生邁克爾·庫克和帕特里夏·克龍(提出早期伊斯蘭教可能是猶太彌賽亞運動)的遭遇同樣如此。
1989年,伊朗最高領袖將世界劃分為三部分——由異教徒主導的西方與東方,以及受西方侵擾的穆斯林主導的第三世界。異教徒本質上是誤入歧途且易受愚昧、惡意思想影響的羣體。歷史上,穆斯林並不在意歐洲人對信仰或先知的詆譭。即便在歐洲人開始擊敗奧斯曼和莫卧兒軍隊後,穆斯林大多仍保持自信,對基督教的批評置若罔聞。但隨着穆斯林精英開始西化,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對許多虔誠的穆斯林而言,出生印度穆斯林家庭的魯西迪先生,正是這種全新、徹底世俗化的全球精英的典型代表。他無可救藥地墮落了,犯下了死罪。
這位對西方生活方式狂熱滲透祖國有着敏鋭洞察力的阿亞圖拉,通過法特瓦激起了穆斯林羣體深層的自豪與憤怒。這成為歷史學家伯納德·劉易斯所描述的“伊斯蘭的反叛”的一次重大爆發。它也揭示了多數穆斯林社會中世俗化穆斯林的致命弱點——即便他們認為傳統信仰荒謬、嚴苛或過時,也難以對其進行反駁,這一過程充滿兇險。
穆斯林社會的西化及有時趨向自由的演變始終呈現潮起潮落之勢。霍梅尼針對魯西迪的教令壓縮了西化精英(包括穆斯林統治者和異見者)的運作空間。褻瀆性的思想探索與文明自省——西方成功秘訣的基本要素——在1989年後的穆斯林世界變得更為危險。像魯西迪這樣沉浸於挑釁行為的完全西化藝術家,其處境也愈發脆弱。
霍梅尼對拉什迪先生的成功打擊——8月12日在紐約州肖託誇幾乎讓這位作家喪命——引發了西方人對於惡意調查日益嚴重的憂慮。歐洲的帝國罪行和美國的冷戰高壓手段所引發的恐懼與愧疚(這助長了法國的"第三世界主義"和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使得關於西方與伊斯蘭的坦誠對話變得困難。如今,很難想象年輕的萬斯布魯、庫克或克龍能在知名大學獲得終身教職。
儘管激進伊斯蘭主義(至少遜尼派方面)在西方大型移民社區尚未式微,拉什迪先生近20年來卻幾乎處於毫無安保的狀態。持刀襲擊拉什迪的黎巴嫩裔美國什葉派信徒哈迪·馬塔爾,可能與伊朗神權統治的武力後盾——伊斯蘭革命衞隊有過接觸。革命衞隊教唆此類襲擊並不令人意外,最近幾周他們曾策劃針對美國前官員和海外伊朗異見者的行動,包括約翰·博爾頓和瑪西亞·阿利內賈德。
如今已成為美國公民的拉什迪先生,無疑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言論自由捍衞者,理應得到強有力的保護。我們如何頌揚、保護他,並懲處傷害他的人,其影響將遠播海外。
本文作者蓋雷希特曾任中央情報局伊朗目標官員,現為民主防禦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德黑蘭街頭展示已故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肖像的廣告牌,8月13日。圖片來源:阿塔·克納雷/法新社/蓋蒂圖片社刊載於2022年8月26日印刷版,標題為《魯西迪追殺令如何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