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欠未來什麼》書評：技術官僚的明天 - 《華爾街日報》

***一次性使用***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繁忙街道上擁擠人羣行走的特寫照片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根據《我們欠未來什麼》一書附帶的宣傳資料，威廉·麥卡斯基爾是"他那個時代被引用最廣泛的哲學家"。乍一看，我以為"時代"指的是時代或世代，但似乎指的是他的人生階段。麥卡斯基爾先生35歲。他是牛津大學的哲學副教授，自28歲起就擔任這一職位。“被引用最廣泛"這一説法也很模糊：這是一個定量陳述，還是"有影響力"的同義詞？也許這並不重要；21世紀很少有哲學家被"引用”，被"廣泛"引用的就更少了。無論如何，這本書附帶了一長串名人的讚譽。“這本書將改變你對人類歷史可能有多麼宏大的認識，“埃茲拉·克萊因説。

麥卡斯基爾先生是一場名為"有效利他主義"運動的共同發起人和核心人物，這是一個基於網絡並與硅谷有聯繫的理想主義者聯盟，他們認為，精心定位的慈善捐贈比個人行為改變或激進主義在全球範圍內能帶來更多的好處。因此，他共同創立並領導了三家非營利組織：有效利他主義中心，根據其網站，該中心致力於建立一個"全球社區，由那些認真思考世界上最大問題並採取有影響力的行動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人組成”；“給予我們能給予的”，這是麥卡斯基爾先生2009年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讀本科時共同創立的，要求成員承諾將收入的10%捐給"高影響力慈善機構”；以及"8萬小時"，該組織引導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從事"高影響力職業"。

《紐約客》本月的一篇人物特寫揭示了一位從青年時期就痴迷於崇高事業與正義行為的男子。麥卡斯基爾先生青少年時期就傾向苦行與激進主義，在牛津大學本科期間他投身於各類左翼事業。研究生時期他將微薄津貼的一部分捐贈出去。為了維持這種低水平的慈善行為，他吃自家烤的麪包，在酒吧與朋友聚會時點杯水，然後偷偷倒入從別處買的廉價啤酒。據《紐約客》描述，他現在"與兩位室友合住在一棟沉悶的聯排別墅裏"。

《未來之債》一書試圖回答人類應如何組織自身以提高未來數十萬年存續與繁榮概率的問題。麥卡斯基爾解釋道，我們"影響"（再次使用這個詞）長期未來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我們可以影響人類存續時長——確保我們度過未來幾個世紀將決定後世代的存續數量。即我們能幫助確保文明延續"；其二"我們可以影響文明的平均價值，改變未來世代的生活質量，這種影響可能貫穿整個文明存續期。即我們能改變文明軌跡"。麥卡斯基爾將這兩種終極關切稱為"長期主義"。

像我這樣持懷疑態度的讀者會發現，這位35歲、從未離開校園的學者自認為具備足夠知識與智慧來裁定智人未來百萬年的存續與發展，實在令人莞爾。但麥卡斯基爾寫道，他的目標"是激發該領域的後續研究，而非對’我們該做什麼’給出定論"。我不確定他的論點能催生何種研究，但可以高度確信地説：《未來之債》是本荒謬絕倫的書。

每位作家都會被賦予一些陳詞濫調來闡述觀點，因此當書中出現諸如"未來可能非常宏大，也可能極好——或極壞"或"儘管未來可能美妙，但也可能可怕"這類表述時，讀者起初並不會太反感。但隨着麥阿斯克爾先生的論述深入，人們不禁懷疑是否漏掉了某個隱含的諷刺。從探討疫情或小行星撞擊導致人類滅絕的章節，轉向討論非全面性災難時，書中宣稱"毀滅全人類的災難極為極端；而文明崩潰和未致全人類滅亡的全球性災難發生的可能性顯然更大"。確實，這個"顯然"用得耐人尋味！後文又提醒我們，儘管關於戰爭成因的論述汗牛充棟，“但在降低戰爭風險的實踐方法上，我們仍有大量未知”。

真正令人愕然的是麥阿斯克爾論證本身的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持續忽視對其主張的明顯質疑。在他看來，氣候變化自然是文明繁榮的重大威脅之一。他通過迴避成本問題，輕易駁斥了所有反對零排放政策的意見。諸如以下問題：為規避僅能推測的後果而削弱西方國家經濟，是否會阻礙我們尋找緩解這些後果的新途徑？由此導致的經濟衰退會否引發我們未曾預料的社會經濟病症？這位專精於提出難以回答的未來學問題的學者，卻對眼前直白的問題鮮少探究。而他預見的其中一個結果——中國將遵守2060年碳中和承諾——這種判斷恐怕難以增強讀者對其預言能力的信心。

這類書籍常常通過將行動主體賦予一個抽象的“我們”來掩蓋其論點的不切實際。麥克斯基爾先生在幾乎每一頁都這樣做——細想之下，連書名頁也是如此：《我們欠未來什麼》。“我們”應該通過這樣做來加速技術進步。“我們”可以通過那樣做來降低疾病爆發的風險。通常“我們”指的是政府，儘管不清楚他指的是監管機構還是立法機構。有時“我們”似乎指的是受過教育的精英或全人類。這讓這本書給人一種博學之士深夜宿舍卧談會的感覺。對參與者來説可能很有趣，但毫無用處。

以麥克斯基爾先生關於發達國家可能進入長期經濟停滯階段的討論為例。他指出，經濟增長由技術進步驅動，但隨着進步越來越難以實現，技術進步會放緩。一旦你享有了輪子、汽車或飛機帶來的巨大優勢，你可以發明更好的輪子、汽車和飛機，但你很難再創造出同等重要的發明。他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通過僱傭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來解決這個問題。但遺憾的是，“我們根本無法持續增加研發人員的勞動力比例”，因為全球勞動力規模“預計將在本世紀末達到頂峯，然後開始呈指數級下降”。他總結道，為了維持技術進步，“我們必須思考是否能保持研究人員數量的指數級增長”。

麥克斯基爾先生沒有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我們（指各級政府機構）通過從私營經濟中抽走數十億美元，並將這些資金投入到官僚和政客們青睞的所謂創新項目中，從而拖累了經濟增長。但他確實考慮了另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克隆出具有愛因斯坦級別研究能力的科學家，並從小培養他們，或者通過基因工程使人類具備更強的研究能力，這可以彌補總人口減少的問題，從而維持技術進步。”

讀者們會鬆一口氣地得知，麥克斯基爾先生最終否定了克隆科學家作為長期政策的可行性。原因之一是，這會增加"不良价值觀鎖定"的風險——這是本書另一個重要觀點，也是有效利他主義者（EA）們關注的核心問題。

麥克斯基爾警告説，一旦人工智能發展到人工通用智能（AGI）階段——即機器執行人類指派任務的能力至少與人類相當——我們將可能"鎖定"不良价值觀。屆時我們將迎來的不是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嚮往的未來，而是《1984》式的世界。麥克斯基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與其試圖鎖定我們自己的價值觀，不如創造一個"道德探索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進行"長期反思"：一個遠離災難的穩定世界狀態，讓我們能夠思考和辯論美好生活的本質，探索最繁榮的社會形態。"

這聽起來很熟悉，不是嗎？事實上，這非常像從14世紀至今在歐洲發展起來的自由主義秩序；你知道的，就是為某位年輕的牛津學者提供了探討美好生活理念空間的那個秩序？就是它！然而，當麥卡斯基爾先生尋找道德探索世界的例子時，他引用了鄧小平於1979年在中國深圳創建的經濟特區。

威廉·麥卡斯基爾顯然擁有強大的頭腦。在更早的時代，他可能會成為一名令人生畏的神學家或無所不能的記者。但他在本書中致力於探討的問題卻是荒謬的。這些問題沒有現實的答案，因為它們是由那些知之甚少卻假裝無所不知的人提出的。我很少讀到一本出自所謂重要知識分子之手的書，充斥着如此多華而不實的陳詞濫調、荒謬可笑的類比以及毫無結果的複雜討論。先別管我們對未來負有什麼責任；作者對他的讀者負有什麼責任？就這本書而言，應該是一個道歉。

斯威姆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社論版的撰稿人。

刊登於2022年8月27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