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説：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來世》——《華爾街日報》

在榮獲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後的訪談中，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表示，儘管他書寫的是"小人物"而非名流顯貴，但"我認為平凡生命中也藴含着某種英雄主義"。這種對靜默而平凡的英雄主義的禮讚貫穿其最新作品《來世》——這是他的第十部小説，也是獲諾獎後的首部作品——講述了幾個緊密相連的男女在歷史劇變中為爭取未來而奮鬥的故事。

小説始於20世紀之交德屬東非的濱海城市坦噶（今坦桑尼亞境內）。古爾納先生徐徐展開人物羣像：哈立德是印度裔穆斯林，通過學徒生涯躋身商人階層並經營着小本生意；阿菲婭是哈立德好友兼生意夥伴伊利亞斯的妹妹，當伊利亞斯加入德國殖民軍"保護軍"後失蹤，哈立德將她從虐待家庭中解救出來；還有童年不幸的哈姆扎，他逃入殖民軍卻遭遇一戰無意義的野蠻廝殺，重傷返鄉後被哈立德收留，組成了一個臨時家庭單元。

《來世》可大致劃分為生存與復甦兩個階段，這與該地區的殖民史時期緊密對應。德國殖民時期雖對某些人意味着常態，卻充斥着殘酷軍事鎮壓，最終以一戰的災難性流血告終——“非洲士兵們既不知戰爭緣起，亦不明那妄自尊大終將奴役他們的野心”。戰後英國統治的相對和平時期，角色們追尋着樸素而不耀眼的美德：親情、友伴的忠誠、勞動尊嚴，同時與過往歷史不斷和解。

誠實或許是這部小説以其含蓄方式最為頌揚的美德。德國殖民統治的殘酷性部分源於其剝削建立在所謂"文明使命"的謊言之上——正如哈姆扎的某位同僚諷刺地稱呼的那樣。那位將哈姆扎選為貼身僕役並教授德語的軍官，在這名士兵身上看到了亡弟的影子，但種族主義與奴役制度徹底扭曲了這段關係。多年後，當哈姆扎初遇阿菲婭時，他被這個"眼神與面容透着純粹誠實"的人所吸引。他重生故事最動人的特質，正是那份重拾善良本心的堅定決心。

善良品質的刻畫極易流於煽情，但古爾納先生以精湛筆力避免了這種窠臼。我認為這得益於他敍事時大師級的剋制——不借助作者旁白或顯赫文學技巧，而是耐心鋪陳人物命運。讀者固然能從這部小説中獲得啓示，但比起那些提煉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人物令人信服的真實性。古爾納先生以其匠心，讓這些承載着夢想、悲傷與韌性的生命在紙頁間獲得了真實的呼吸。

魁北克作家凱文·蘭伯特在其2018年小説《羅貝瓦爾的奎雷爾》（唐納德·温克勒法譯英）中試圖構建現代神話。羅貝瓦爾是個因鋸木廠罷工而停滯的伐木村落。對示威者而言，這場罷工是場艱苦卓絕的鬥爭。多年來公眾對勞工組織的同情持續消退，使得鋸木廠主能肆無忌憚地耍弄各種骯髒手段——往工人咖啡裏摻漂白劑、往汽車引擎灌沙子，甚至將燃燒瓶扔進他們客廳的窗户。

工人們的秘密武器是一位來自蒙特利爾的傲慢年輕新員工奎雷爾，他俊美的外表使其成為Grindr交友軟件上眾多年輕男性的渴望對象。蘭伯特先生巧妙融合了兩股影響脈絡：其一是如喬·希爾這樣的勞工活動家的民間傳説，其二是讓·熱內筆下的地下經典《小偷日記》——該書將同性之愛神聖化為宗教儀式。在這部令人不適卻文筆誘人的小説探索"union"（結合/工會）雙重含義時，性與支配被呈現為相互糾纏的強迫衝動，可能導向殘酷的狂喜。“奎雷爾知道自己無法拯救任何人，他鄙視英雄，“當奎雷爾帶回家又一個玩物時，蘭伯特寫道，“他最多隻能幫助這個小生命多活一會兒，去怒斥那個他貪婪吞噬、終將悉數嘔吐出來的世界。”

安娜·德福林處女作《現病史》的無名敍述者，是與同齡醫學生及指導醫生關係緊張得驚人的醫學生。她在中西部貧困與忽視中長大；在她眼中，醫療體系從業者多來自特權階層，因而麻木不仁地對待多為工人階級少數族裔的患者。跟隨敍述者查房的簡短場景——許多涉及一位腦死亡女性，其丈夫拒絕迫於壓力撤除維生設備——詮釋了她所謂的"醫學中的暴力”。

隨着章節推進，這種暴力的主要受害者逐漸清晰。《現病史》與大量當代美國小説相似，其缺乏情節、幽默或疏離反諷的特點，使人難以區分敍述者與作者的聲音。文字的控訴性口吻令人懷疑，那些對體制的批判實為個人積怨。這裏存在悖論：敍述者自詡為冷漠大醫院裏唯一共情的照護者，但她真正深思的唯有自身感受。最終可見標題所指的"疾病"並非普遍狀況，而專屬敍述者自身。“人該如何從任何事中恢復？“她問道。但願這部痛苦的作品在此過程中提供了幫助。

刊登於2022年8月27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