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羅姆·鮑威爾可從亞瑟·伯恩斯身上學到什麼——《華爾街日報》

歷史警示錄：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上週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表示，要警惕"過早放鬆"貨幣政策。他是否從亞瑟·伯恩斯身上汲取了教訓？伯恩斯在1970至1978年執掌美聯儲期間，雖在70年代初收緊信貸以對抗通脹，卻未能堅持到底，這助長了"大通脹"時期的形成。

伯恩斯作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前主席，是備受尊重的經濟學家，在被理查德·尼克松總統任命時擁有無可挑剔的抗通脹資歷。他曾在羅格斯大學任教期間指導過本科時期的米爾頓·弗裏德曼，並培養了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研究生的未來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但伯恩斯最終承認，他錯失了遏制通脹壓力的良機。

1974年11%的年通脹率開啓了該十年兩位數物價上漲的序幕。當時部分宏觀經濟學家以食品能源短缺為主要誘因，將當年通脹定性為暫時現象。伯恩斯無視這些論調，大幅收緊信貸抑制需求，至1974年中將隔夜利率推高至12%以上。這種貨幣緊縮政策雖使通脹率暫時減半，但美聯儲後續操作又放任其反彈。1974年經濟衰退使失業率從5%升至9%，伯恩斯通過短期利率腰斬的快速降息應對，但此後他再未將利率提升到足以遏制物價飆升、重獲通脹鬥爭主動權的水平。

然而，他確實在1975年成功説服保羅·沃爾克出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伯恩斯以強硬手段迫使這位知名通脹鷹派接受該任命，旨在為美聯儲政策委員會注入審慎聲音。但伯恩斯在1978年卸任後的公開演講中承認，在其任內美聯儲"限制性政策立場未能持續足夠長時間以終結通脹"。

鮑威爾先生可以通過實施足夠力度且持久性的信貸緊縮來避免重蹈覆轍。但界定"足夠長"的具體含義極具挑戰性，這取決於通脹與經濟走勢。與1970年代的伯恩斯不同，鮑威爾還需應對另一重挑戰：美聯儲現行的"前瞻性指引"政策——即在利率制定委員會會議後公佈每位成員對聯邦基金利率未來路徑的預測。

美聯儲試圖解釋稱，每位成員的預測"基於會議時可獲得的信息及其對適當貨幣政策的評估"。但該説明既未澄清這些預測屬於經濟展望還是政策傾向，也未闡明其與通脹、經濟增長及失業率的關聯。前瞻性指引本應提供信息指引，卻常常未能明晰方向，甚至產生誤導。在7月政策會議後的記者會上，鮑威爾宣佈暫停前瞻性指引。此舉應當成為永久性安排。

抗擊通脹的持久戰絕非易事。儘管實際利率仍處於歷史低位，國會要求放鬆貨幣政策的壓力已然升温。而國會擁有修改美聯儲職責的權限。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近期撰文指出：“不幸的是，儘管激進加息對當前通脹飆升的諸多根本成因收效甚微，美聯儲仍執意使用這一劑量的唯一可用藥方。“她聲稱高利率無法治癒源於"普京侵烏戰爭引發的能源價格飆升"和"尚未從疫情中恢復的供應鏈問題"的當前通脹，卻刻意迴避了美聯儲緊縮政策正是為了抵消2020-2021年擴張性貨幣財政政策的通脹影響——而這些政策恰恰是她與其他國會議員當年所支持的。

最終，伯恩斯將20世紀70年代未能控制通脹的責任歸咎於國會，他在1979年表示，如果美聯儲堅持實施堅定的貨幣緊縮政策，那將“違背國會的意願，而美聯儲是對國會負責的——當時的國會決心為選民提供更多服務，並確保就業和收入得以維持。”由於伯恩斯行動不夠迅速、力度不足且持續時間不夠長，美國經歷了長達十年的通脹。鮑威爾先生可以避免重蹈這些覆轍。

薩金特先生是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爾伯先生是基石諮詢公司高級顧問，最新著作是《無本之利的威力：政治、戰爭與商業中的“萬福瑪利亞”效應》。

1975年10月8日，美聯儲主席亞瑟·伯恩斯在華盛頓聯合經濟委員會發表講話。圖片來源：貝特曼檔案館本文發表於2022年8月29日印刷版，標題為《傑羅姆·鮑威爾能從亞瑟·伯恩斯身上學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