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平等，而非不平等，才是問題所在——《華爾街日報》

與傳統觀點相反，過去半個世紀美國收入分配中最劇烈和最具影響力的變化並非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而是底層60%家庭收入者之間收入平等化的顯著增長。

1967至2017年間，政府對底層20%家庭的實際轉移支付激增了269%，而中等收入家庭同期的税後實際收入僅增長154%。這使美國底層60%人羣的收入基本趨於均等化。這種由政府推動的平等化導致低收入家庭適齡勞動力人口勞動參與率暴跌，並引發民粹主義政治重組，正在瓦解自1930年代以來主導美國政壇的聯盟。

我們通過論證人口普查局的收入統計存在兩大缺陷——既未將三分之二的聯邦、州和地方轉移支付計入受助者收入，也未將已繳税款視為納税人的收入損失——駁斥了所謂"收入不平等持續加劇"的迷思。人口普查局的統計方法將最高與最低20%收入者間的差距誇大了300%以上，並宣稱1967年以來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了21%，而實際下降了3%。

修正普查收入數據後，我們最重大的發現並非頂層與底層差距被高估，而是美國底層60%家庭間驚人的收入均等化——無論就業狀況如何。2017年適齡勞動家庭中，底層20%平均僅賺取6,941美元，就業率僅36%。但計入轉移支付並扣除税款後，這些家庭平均收入達48,806美元。第二檔家庭平均賺取31,811美元，就業率85%，但税後加轉移支付收入為50,492美元，僅比最底層高出3.5%。中間檔家庭收入66,453美元，就業率92%，但税後實際可支配收入61,350美元，僅比最底層多26%。

即使這些數字也無法反映全貌。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中，平均每户僅有1.92人居住。第二和中間五分之一家庭的成員數分別為2.41人和2.62人。經過家庭人口數調整後，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人均收入為33,653美元。第二和中間五分之一家庭的人均收入分別為29,497美元和32,574美元。最驚人的發現是：按人均計算，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第二五分之一家庭高出14%，比中等收入家庭高出3.3%。

需注意的是，雖然人均比較法被廣泛使用，但往往會誇大家庭規模的影響。兩人共同生活比分開居住能以更低成本實現相同物質生活水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制定了一項國際通用的家庭規模調整指標，美國人口普查局在其補充貧困衡量標準中也採用類似調整方法。由於兩種調整方法得出的結果非常接近，下文我們直接取兩者的平均值。

附近圖表對比了美國收入最低三個五分之一家庭的税後及轉移支付後收入，分別呈現了未調整家庭規模、人均計算、以及經OECD與人口普查局家庭規模調整平均值三種情況。我們發現，經調整後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第二五分之一家庭高出2,401美元（6.6%），僅比中等收入五分之一家庭少3,306美元（7.8%）。

第二收入分位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底層五分位家庭的近五倍，因為其適齡工作成員數量是後者的2.4倍，且每位勞動者平均工時多80%。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則達到十倍差距，其適齡人口就業比例高出2.6倍，人均工時翻番。但若計入税收、轉移支付和家庭規模因素，美國底層60%家庭的税後實際收入基本持平。

鑑於扶貧戰爭以來轉移支付的激增，最底層五分位適齡人口就業率從1967年的68%暴跌至2017年的36%並不令人意外。當不工作獲得的轉移支付與工作收入相差無幾時，只有將強制工作作為領取經濟狀況調查福利的前提條件，才能促使這些人重返勞動力市場。儘管官方統計忽略了三分之二的轉移支付，也未體現其造成的收入均等化效果，但那些為生計奔波的美國民眾心知肚明。儘管民主黨人竭力煽動對富人的怨恨，但你上次聽到勞動者抱怨美國有人致富是什麼時候？工薪階層的敵意正日益指向這個讓不勞而獲者與其生活水平相當的制度。

這種合理的憤懣正是當今美國民粹主義的經濟根源。它正在撕裂福利依賴者與藍領工人之間本就脆弱的民主黨政治聯盟。這種趨勢早在1980年代就以"里根民主黨人"的形式萌芽，並在特朗普的藍領政治基礎中完全顯現。如今它正推動以中產為主的拉美裔選民進行政治重組。

政府製造的收入平等侵蝕了自力更生、工人自豪感和勞動力參與度，破壞了美國繁榮的根本基礎。一個民主社會不會有意容忍這種情況。

格拉姆先生是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前主席，美國企業研究所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厄利先生曾兩次擔任勞工統計局助理局長。本文改編自他們即將於9月15日出版的新書《美國不平等的神話》。

照片：蓋蒂圖片社本文發表於2022年8月30日印刷版，標題為《問題在於收入平等，而非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