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幾乎讓俄羅斯實現民主——《華爾街日報》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於週二逝世，享年91歲。他改變了自己的國家，也改變了世界，但兩者都未達其理想。回顧歷史，他的最終失敗似乎不可避免，但正如已故俄羅斯學者德米特里·富爾曼所言，他值得被讚頌為"俄羅斯歷史上唯一一位手握絕對權力，卻自願選擇限制權力、甚至甘願冒險失去權力，以捍衞原則性道德價值觀的政治家"。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任時幾乎擁有無限權力。他本可以無限期維持現狀，卻選擇摧毀蘇聯極權主義的殘餘；為從未體驗過自由的民眾帶來言論、集會和信仰自由；引入自由選舉和真正的議會制度。正是他，比任何人都更關鍵地結束了冷戰，降低了核毀滅的威脅。他默許蘇聯帝國解體，卻避免了其他帝國崩潰時常見的暴力。他夢想建立一個摒棄武力、東西方隔閡消失的新世界秩序。

戈爾巴喬夫曾擁有自由派盟友（直到他們倒戈相向），遭遇過試圖在1991年8月推翻他的強硬派共產黨對手，還有以鮑里斯·葉利欽為首的個人競爭者。西方領導人曾對他心存疑慮，繼而熱情相擁，最終又將他拋棄。但戈爾巴喬夫是獨一無二的——唯一支持他直至最後的三位政治局委員（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和瓦迪姆·梅德韋傑夫）之所以能堅守立場，完全得益於戈爾巴喬夫的任命或留用。

起初，戈爾巴喬夫可謂順風順水。蘇聯經濟的危侷促使克里姆林宮同僚選擇他推行改革，冷戰的不斷升級説服蘇聯當局緩和與西方關係。相較於三位病逝任上的耄耋前任，這位年輕有為的新領導人深受蘇聯知識分子、軍隊和克格勃的擁戴。

他的個人特質也助力成功。在饑荒、肅反和戰爭中成長的他，卻展現出自信樂觀的品質和對同胞的信任。作為精明的政治家，他説服共產黨強硬派主動放棄權力。西方領導人被其説服——正如撒切爾夫人在1984年12月會晤後所言——他們可以與他"打交道"。

但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先是抵制他温和的早期改革，在他試圖振興時又陷入停滯，而一夜之間建立市場體系的嘗試更引發崩盤風險（1992年葉利欽的"休克療法"印證了這點）。戈爾巴喬夫長期忽視後又猶豫應對的多民族國家內部積怨，隨着言論自由和政治組織的開放而爆發。根深蒂固的猜疑雖未阻止里根參與其廢除核武器倡議，卻讓老布什政府一度卻步。

更關鍵的是，相比在黨內運籌帷幄，戈爾巴喬夫對民主制度的領導顯得力不從心。1990年他選擇由新議會推選而非民選總統，使其喪失了民眾賦權的合法性。

改革的障礙源於俄羅斯歷史：沙皇專制演變為蘇聯極權主義，對權威的奴性服從偶爾被血腥暴力爆發打斷，對妥協的敵意（在俄語中這個詞帶有負面含義），缺乏民主自治傳統，自由市場經驗極少，沒有真正的法治。戈爾巴喬夫的國內批評者抱怨他“傾聽”並“改變主意”——這些在民主中是美德。當1990年底葉利欽的受歡迎程度超過戈爾巴喬夫時，戈爾巴喬夫將葉利欽比作皇帝：“沙皇必須表現得像沙皇。而我不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

面對這一切，令人驚訝的不是戈爾巴喬夫未能建立一個正常運轉的俄羅斯民主制度，而是這一努力持續瞭如此之久。

同樣，長期存在的國際關係模式阻礙了他對後冷戰新秩序的期望。他希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為一個嚴格的政治機構，被一個新的泛歐安全架構所取代。但西方堅持保留並最終擴大北約，激怒了莫斯科。戈爾巴喬夫樂於放棄對東歐的統治，但大多數俄羅斯人對失去帝國和超級大國地位感到不滿。

戈爾巴喬夫的性格也削弱了他。他的自信使他低估了對手。他鄙視政治局強硬派為“僅僅是有限的人”，認為他們更需要他而不是他需要他們。據他的一位助手説，戈爾巴喬夫“直到為時已晚才認為鮑里斯·葉利欽是棋盤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如果戈爾巴喬夫信任“人民”接受自治，他也信任那些最終在1991年8月背叛他的助手和表面上的盟友。

戈爾巴喬夫試圖挽救蘇聯，卻加速了它的解體。當1991年底他意識到偉大事業註定失敗時，本可以孤注一擲調動軍隊保衞自己和蘇聯殘餘勢力，哪怕冒着內戰風險。但他最終選擇了體面退場。

戈爾巴喬夫留下了充滿爭議的政治遺產。俄羅斯已背離他的道路，迴歸傳統威權反西方模式。舊冷戰讓位於新冷戰，並在烏克蘭演變為熱戰。晚年的戈爾巴喬夫愈發悲觀，曾在2003年11月預言俄羅斯實現完全民主或需"數十年"，甚至"整個二十一世紀"。但2011年12月，當數千示威者湧上莫斯科街頭抗議普京操縱議會選舉時，他重燃希望，欣喜看到"新一代選民"組成的"團結運動"踐行了他在1985年的宣言：“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

或許某天俄羅斯將重啓民主征程，世界終將超越冷戰思維。若這一天到來，歷史必將銘記戈爾巴喬夫這位開創時代的領袖。

本文作者陶布曼系阿默斯特學院政治學榮休教授，著有《戈爾巴喬夫：他的生平與時代》

1990年6月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舊金山向150名企業高管發表演講。照片：David Longstreath/美聯社刊登於2022年8月31日印刷版，標題為《幾乎讓俄羅斯實現民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