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哲學家在職場世界中找到了目標 - 《華爾街日報》

1943年，兩位本世紀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與西蒙娜·薇依——身處飽受轟炸的倫敦，尋找醫療工作以支援戰爭。儘管未曾謀面，他們卻驚人地相似：都是異國出生，其行為方式也令旁人覺得格格不入。

關鍵在於，兩人對傳統哲學研究方式而言同樣都是"異鄉客"，儘管哲學是他們主動選擇的志業。出生於奧地利的維特根斯坦與來自法國的薇依堅持認為，哲學必須被"活出來"（或用學術術語稱為"具身化"），為此他們遠離學院派，在現實世界中生活與工作。當大多數人在勞動節休假時，或許我們可以花點時間思考這些抽象思想家——他們將幾乎等同於冥想的精力，同樣傾注於體力勞動。

對維特根斯坦而言，物質世界的吸引力最先顯現。他原本立志成為機械工程師。在曼徹斯特攻讀航空學研究生期間，他發明的發動機助推了直升機發展；短暫轉行建築師時，他為姐姐設計的房屋連門把手都親力親為，其凌厲的線條讓包豪斯風格都顯得巴洛克式浮誇。

然而在接觸到伯特蘭·羅素的著作後，維特根斯坦轉向了哲學。他在劍橋大學的博士論文《邏輯哲學論》既震懾又啓迪了數代哲學家（以及藝術家和音樂家）。這部一戰期間於奧匈軍隊服役時寫就的著作，用一系列簡潔命題闡述了世界本質與語言界限。他自信地宣稱這些命題如同梯級：讀者攀登後便可"扔掉梯子"。

維特根斯坦著作中關於建築的隱喻並非偶然。他帶着錘子進入哲學領域，不僅是為了摧毀假設，更是為了構建我們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理解。那個世界是由人們通過勞動創造並逐漸理解的。對維特根斯坦而言，工作不僅包括坐在小屋裏思考重大問題，正如他自己所做的那樣，還包括與建造小屋的勞動者合作。

維特根斯坦放棄了從父親那裏繼承的巨大財富，通過製作板條箱來籌集度假費用。他兩次在修道院當園丁，其中一次住在園藝棚裏，併為修理同事的廁所感到非常自豪。他的工藝總是非常細緻，例如在戰爭期間擔任實驗室技術員時，他完善了一種質量極高的藥膏。

維特根斯坦去世後出版的《哲學研究》包含了他從體力勞動世界中汲取的著名例子。書中提出了一系列“語言遊戲”，旨在打破讀者對語言的條件反射式假設。在一個例子中，他描述了建築工人A通過單個單詞從助手B那裏獲得所需的行動。例如，A發出命令“石板！”，B就從一堆石板中取出一塊石板。

看起來“石板！”只是“給我拿一塊石板！”的簡寫。但維特根斯坦問道：“為什麼我不能反過來把‘給我拿一塊石板！’這句話稱為‘石板！’的加長版呢？”

維特根斯坦稱這些練習為“遊戲”，但它們比娛樂更有意義。它們揭示了詞語只有在我們發現它們所服務的目的時候才有意義。維特根斯坦向我們保證，在那一刻，我們的“哲學困惑”就會煙消雲散。

維特根斯坦的傳記作者雷·蒙克寫道，他想要對抗哲學家們，捍衞我們“對世界的普通感知”。從這個意義上説，他的哲學思想始終與他和其他人勞動的世界緊密相連，無論是具體還是抽象的工具和材料，都被用於建設性的目的。

西蒙娜·薇依1936年在西班牙的照片。圖片來源：布里奇曼圖像與維特根斯坦一樣，西蒙娜·薇依對工作進行了深入思考。工作日裏給高中生教授哲學，週末則為礦工和工廠工人講授經濟學和文學。

她既是工人活動家又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認為無論是藍領還是白領工人都必須繼承“人類文化的遺產”。但文化是雙向的。“人類最大的錯誤，”薇依指出，“是用推理代替發現。”

薇依對哲學家的使命有着嚴格的要求。她宣稱，哲學“完全是行動和實踐的事情”。此外，儘管哲學關乎行動，但這種行動始終與真理相連。而真理，薇依堅持認為，必須“總是關於某事的真相”——即那些被經歷、被體驗的事物。

在不教授工人時，薇依尋求向他們學習。為了換取一位漁民的數學課，她在他的拖網漁船上工作。某個夜晚的風暴中，她拒絕了漁民讓她為安全綁好自己的要求，堅持説：“我一向盡職盡責。”

她還在農場盡職盡責地勞作，鏟糞肥、挖甜菜、堆乾草。在農活間隙，她不斷追問這家人生活的細節——執着到對方很快就不再需要她的幫助。責任感還驅使薇依下到礦井工作。儘管近視又笨拙，她仍堅持使用礦工的 pneumatic drill（風鑽）。當鑽頭開始拽着薇依沿煤層滑動時，礦工奪回了工具。

最終她停教一年，在巴黎周邊的工廠做工。在這些昏暗嘈雜的廠房裏，被束縛在機器前重複無數相同動作的境遇中，薇依發現了le malheur（苦難）。這種身心雙重摺磨的狀態，通過無休止的重複性體力勞動將人貶低為機械般的存在。薇依意識到，這種工作幾乎讓人無法思考。事實上，要終結痛苦，工人別無選擇只能停止思考——對她而言，這才是終極悲劇。

維特根斯坦和薇依都未將工人反抗視為解決之道。薇依警告説"革命"是"一個為之殺戮、為之赴死、驅使勞動羣眾送命，卻毫無實質內涵的詞彙"。但兩位哲學家都強調思想對賦予人類活動以意義的重要性。

薇依告誡學生：“若停止思考這些，你就成了現狀的共謀。“而維特根斯坦從不輕視"生命意義"這類命題。他堅稱這是"人類心靈傾向的見證，我不得不深懷敬意，即便賭上性命也不敢嘲弄。“他定會認同薇依的信念：人應當"知曉自己在創造什麼，若有可能，還應目睹其用途——見證自然如何因他改變。每個人的勞作都應成為其沉思的對象。”

對這兩位思想家而言，將我們的頭腦與雙手並用是一種責任，如此我們自身的力量才能與世界那抗拒的齒輪齧合。工作密謀着將我們重新連接到那個世界和我們自己。也許，這也應成為勞動節之際的沉思對象。

扎雷茨基先生是休斯頓大學榮譽學院教授，著有《勝利永不持久：瘟疫時期的閲讀與照護》（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阿利格先生是職業心理諮詢師，萊斯大學講師，著有《反工作：對其問題、真相與解決方案的心理考量》（勞特利奇出版社）。

刊登於2022年9月3日印刷版，標題為《兩位哲學家在工作中找到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