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大屠殺》評論：視而不見的雙眼 - 《華爾街日報》

1941年左右，一名德國警察在克拉科夫猶太人區檢查猶太人的身份證圖片來源：克拉科夫國家檔案館在由肯·伯恩斯、林恩·諾維克和莎拉·博茨坦執導的傑出紀錄片迷你劇《美國與大屠殺》開篇，一位名叫奧托·弗蘭克的德國商人在1933年法蘭克福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裏散步，併為他的妻子伊迪絲、7歲的女兒瑪戈和3歲的女兒安妮莉絲拍照。我們瞭解到，他的祖先自16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德國，他為自己在一戰中擔任軍官而自豪。他所不知道的是未來的恐怖，德國社會的轉變將剝奪他的地位，幾乎奪走他的生命。也不知道安妮會成為世界著名日記的作者。

弗蘭克一家是猶太人，這些照片拍攝於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當時納粹暴徒在街上游蕩，毆打猶太人。大多數非猶太朋友從奧托的生活中消失了；他的房東現在堅持要求這家人另尋住處；瑪戈不得不與同學分開坐。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

這家人搬到了阿姆斯特丹，但奧托的目光投向了美國。然而，他們很快發現，美國不願意向他們敞開大門——這是這部三集紀錄片的核心、縈繞不去的重點，充滿了某些事實帶來的永遠新鮮的痛苦。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逃離納粹對猶太人大規模屠殺的計劃仍然可能的那些年裏，美國政府出於自身的偏見——尤其是國務院——以及政府猜測的人民意願，不願意接受超過少量絕望的難民。儘管像埃莉諾·羅斯福這樣對這個議題深感關切的美國人做出了持續努力，但第一夫人無法在國會行使權力，也無法採取任何措施擴大移民配額。

本系列紀錄片的獨特之處在於，它首次在電視紀錄片中揭示了這一主題的政治層面，以及美國國內的態度。它恰如其分地指出，美國接納了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多的納粹時期猶太難民：紀錄片提供的數字是22.5萬人。然而納粹統治初期歐洲曾有900萬猶太人，戰爭結束時其中三分之二已遭殺害。

儘管歷史如此黑暗，這六小時的史詩敍事仍有諸多動人之處。比如那些歷史影像資料——數萬人擠滿麥迪遜廣場花園參加反納粹集會。

還有那些敲響警鐘的美國記者：多蘿西·湯普森通讀過《我的奮鬥》，她怒斥納粹暴行，聲淚俱下地懇求美國放寬難民配額。她似乎還冒犯了元首，因此被驅逐出德國。《芝加哥每日新聞》的埃德加·安塞爾·莫勒同樣令納粹不悦，因人身安全無法保障而離開德國。當被問及何時可能重返德國時，他答道：“等我帶着兩百萬同胞回來的時候。”

系列片的評論員們貢獻了精闢至極的見解。正如一位專家解釋那些臭名昭著、竭力阻撓移民政策開放的國務院官員時所説：“在1930-40年代，你可以公開反猶並穩坐國務院官員之位。”

傑弗裏·C·沃德劇本中的雄辯隨處可見，但在自由女神像部分和詩人艾瑪·拉撒路的詩句中尤為突出。儘管這些內容如今可能已為人熟知，但在此處的運用卻近乎崇高。

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創作這六個難忘小時所傾注的心血。

拉比諾維茨女士是《華爾街日報》前電視評論員兼編委會成員。

本文發表於2022年9月15日印刷版，標題為《視而不見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