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之國》評論：指責遊戲 - 《華爾街日報》

2004年7月，一名參加公文式數學挑戰賽的一年級學生。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維韋克·拉馬斯瓦米在《受害者國度》的最後一頁寫道：“我擔心這本書全是徒勞。“他害怕自己極力想觸及的美國自由派會簡單地將他視為"湯姆叔叔"或"迪內希”——後者指印度裔美國保守派迪內希·德索薩，其名字已成為黨派偏見的代名詞。他擔憂人們會因他"只是重複保守派論調"而忽視他，尤其當這些觀點出自非白人之口時，自由派更難以接受。

拉馬斯瓦米先生是印度裔美國人，他告訴我們，自俄亥俄州六年級起就持保守政治立場。這位白手起家的巨頭在八年前28歲時創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如今他是時事評論界的活躍人物，不時為本報專欄撰稿。他的上一本書《覺醒公司》（2021年）抨擊了美國企業界對"社會正義"的投機性擁抱——既憤世嫉俗又有利可圖。他將達沃斯論壇貶稱為"覺醒梵蒂岡”。

在《受害者國度》中，拉馬斯瓦米將熾烈的目光投向美國身份政治，指責其導致了"精英制度的消亡"。作為第一代移民，他悲嘆自己的美國已不再是父母"跨越半個地球前來投奔"的那個國度。他並未直接宣稱美國夢"已死"——他骨子裏的樂觀主義不允許——但他確實認為"我們不再是一個講述霍雷肖·阿爾傑式勵志故事的國家"。

彷彿為了強調這一點，他覺得有必要解釋阿爾傑是誰——一位"在19世紀以撰寫窮小子通過誠實、努力和運氣逆襲成名的青少年小説而聞名"的作家。如今美國已無人閲讀阿爾傑的作品。拉馬斯瓦米先生頑皮地猜想，如果公開阿爾傑是同性戀者的事實，或許能讓他重獲關注。他進一步推進其顛覆性主張寫道：“我們一直在將這位傑出的同性戀作家從美國曆史中抹去，而代表性至關重要。”

在拉馬斯瓦米的敍述中，阿爾傑的"套路"揭示了美國如何從"弱者的國度"蜕變為"既得利益者的國度"——他用後者作為受害者代名詞。傳統美國人承受命運給予的磨難，通過自我要求奮力克服；而現代美國人卻抱怨他人強加的苦難，那些"實施種族主義暴行的惡人、竊取選舉的罪犯"。因此這些"他者"必須為救贖他們負責。當今美國面臨兩個選擇：要麼"切斷將受害者身份作為成功捷徑的通道"，要麼拋棄刻在"民族基因"裏的任人唯賢文化。

《受害者國度》為第一個選項提供了激昂有力的論證。就此而言，它既是謝爾比·斯蒂爾畢生駁斥黑人受害者文化的優雅鉅著的論戰姊妹篇——後者對此議題做出了無可辯駁的論述；也與約翰·麥克沃特2021年著作《覺醒種族主義》形成呼應，那本書教導疲憊的美國人如何對抗政治正確病毒。

拉馬斯瓦米先生將他的書獻給他的兒子們，“以及他們這一代人”，並擔憂他們在學校被迫閲讀羅賓·迪安傑洛等自詡為反種族主義作家的作品的可能性。他引用了約翰·亞當斯的話，亞當斯在1780年給妻子阿比蓋爾的信中寫道，他“必須研究政治和戰爭，以便我們的兒子們可以自由地研究數學和哲學。”亞當斯推測了一種可能的文化演變，並得出結論説，這將使他的孫子們能夠研究詩歌等事物。拉馬斯瓦米先生不禁思考，如果亞當斯“看得更遠”，他是否能想象到伊布拉姆·X·肯迪——另一位反種族主義理論家——會在課堂閲讀清單上取代華茲華斯和濟慈？

有趣的是，拉馬斯瓦米先生提出，美國受害者心態的根源在於南方在內戰中的失敗以及“失敗事業”運動，該運動聲稱如果不是幾位不光彩的將軍的失誤，南方邦聯本可以獲勝。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被“失敗事業”支持者指責為葛底斯堡慘敗的罪魁禍首。拉馬斯瓦米先生試圖為朗斯特里特的名譽辯護，並頗具挑戰性地提出——無疑是在尋找一場爭論——在美國軍事設施的重新命名中，他的名字可能會取代布拉格。以布拉格堡命名的布拉格是“一個幾乎每戰必敗的倒黴將軍”。拉馬斯瓦米先生説，朗斯特里特是個更好的人：戰後他成為共和黨人，支持重建，並重新點燃了與尤利西斯·S·格蘭特戰前的友誼。

書中還指出，受害者心態也有憲法根源，描述了實質性正當程序和嚴格審查等概念如何賦予激進司法機構權力，以“糾正民主進程中的缺陷，這些缺陷曾允許多數人壓迫少數人。”拉馬斯瓦米先生在討論第十四修正案時表現最為薄弱——該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引發了許多棘手的法理學問題。在他輕鬆的原旨主義解讀中，他尋找修正案的真實含義，卻幾乎跳過了所有關於該主題的最新學術研究。然而，對美國法律的幾頁不專業的討論並不影響他引人注目的結論：我們今天在美國所目睹的是一種“憲法壓迫奧運會”的形式。

他寫道，非裔美國人已被先例奉為"憲法受害者身份的黃金標準"。美國曆史上曾有過種族主義猖獗到"需要全社會全面應對"的時期。但本書堅稱這種需求已成過去。如今以反種族主義之名，我們可能正在加劇想要解決的問題。拉馬斯瓦米先生講述了一位印度裔美國門生的例子——這個熱愛STEM的男孩申請的所有大學都拒絕了他，轉而錄取SAT分數遠低於他的非亞裔申請者。這個年輕人被痛苦的問題折磨着：“我哪裏不好？他們有什麼是我沒有的？“拉馬斯瓦米回應道，自由派忽視的是，他們通過"對社會正義的無情追求"製造了新的真正受害者，在這種追求中，某些種族在受害者等級制度中被置於其他種族之上。

拉馬斯瓦米先生也嚴謹地指出，新保守派同樣陷入了訴苦政治的窠臼。最明顯的表現是相信"他們輸掉的選舉必定是被竊取的”。他告訴我們，他在2020年投票給唐納德·特朗普，但並未掩飾隨後的失望。特朗普承諾帶領國家"重新致力於追求偉大”。拉馬斯瓦米説，他最終帶來的只是"又一個充滿怨憤的故事，一種吞噬了大半個共和黨的迫害情結"。

《受害者之國》——始終充滿活力，在某些方面毫不妥協——為受害者問題提供了一個出奇憂鬱甚至温順的解決方案。我們陷入了一場"由怨憤驅動的競相墮落"，連使用的語言——包括"女性"“平等"這類基本詞彙——都使跨黨派對話陷入癱瘓。如何走出這種相互誤解的公民地獄？拉馬斯瓦米的答案是必須"找到彼此寬恕的方法，而不是在扮演受害者的遊戲中爭勝”。這聽起來是個絕妙的主意。唯一缺陷是這個理想永遠不可能實現。

瓦拉達拉詹先生是《華爾街日報》撰稿人，同時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和紐約大學法學院古典自由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2022年9月24日印刷版，標題為《指責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