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草》評論：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喧囂閲讀——《華爾街日報》

德國希爾德斯海姆的羅默與佩利策烏斯博物館中，一場關於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展覽展出的卷軸。圖片來源：莫里茨·弗蘭肯伯格/蓋蒂圖片社1731年10月，倫敦阿什伯納姆府的一場大火燒燬了部分舊皇家圖書館和科頓圖書館的藏書。幸運的是，舊皇家圖書館最珍貴的藏品《亞歷山大抄本》在這場大火中倖存下來。據傳，年邁的圖書管理員理查德·本特利懷抱着這本古希臘聖經從二樓窗户縱身躍下，而其他人則搶救出了《貝奧武夫》和《大憲章》副本等次要作品。

成書於公元五世紀的《亞歷山大抄本》誕生於亞歷山大城，當時這座埃及城市由亞歷山大大帝建立的偉大圖書館與博物館正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儘管據傳尤利烏斯·愷撒的軍隊在公元前48年焚燬了圖書館大部分館藏，但學者們無法確定亞歷山大圖書館最終消亡的具體時間。正如西班牙作家兼記者伊雷妮·巴列霍在其通俗易懂又妙趣橫生的著作《紙草：古代世界的書籍發明》中所論證的，有充分理由相信這座圖書館及其博物館的某些部分又存續了數百年。

由夏洛特·惠特爾從西班牙語原版翻譯的巴列霍著作，雖以亞歷山大圖書館為核心敍事，卻展現出更宏大的視野。《紙草》不僅帶領讀者瞭解該圖書館如何保存了卡圖盧斯、荷馬、賀拉斯與維吉爾等文豪的著作，更揭示了它作為古希臘羅馬學術中心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其湮滅後仍長久激勵後世學者的精神遺產。

由托勒密王朝資助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是亞歷山大“一統天下的狂妄夢想”的一部分，這個夢想旨在統治人類科學及政治領域。瓦列霍女士雖對亞歷山大所追求的“令人眩暈的全球化恐怖”表示哀嘆，但她對作為古代世界最大文獻收藏地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所象徵的意義充滿敬畏。

這段書籍的歷史始於實用書寫系統的誕生。腓尼基字母表於公元前二千年發展起來，旨在替代早期“符號迷宮”般的複雜系統，成為更通用的選擇，併成為希臘和拉丁字母表的基礎。當它與“水生植物髓心”製成的紙莎草結合時，便催生了“歷史上第一本書”。

《紙莎草》不僅關乎書籍本身，更聚焦於棲身於書籍與圖書館中的人們。瓦列霍指出，亞歷山大圖書館本應“人聲鼎沸”，因為當時大多數閲讀都是出聲進行的。這些聲音中可能包括希羅多德在其《歷史》中的敍述——瓦列霍對此尤為推崇——以及擅長討好羅馬書商的詩人馬提亞爾。圖書館的聲音或許還包括博學者埃拉託斯特尼和詩人卡利馬科斯等館員，他們編制了圖書館的目錄，還有翻譯《七十士譯本》的學者團隊。

瓦列霍將圖書館描繪成一個公共領域，各種哲學、世界觀和宗教在此交匯。書籍促成了這一景象，“敵對思想”可以在“共享空間的混雜中”比鄰而居。與差異、與他者的和平對抗不僅可能，而且受到鼓勵。畢竟，正如瓦列霍借弗蘭納裏·奧康納之言所述，“讀者從困擾中學到的，遠比從解脱中獲得的要多得多。”

有趣的是，瓦列霍女士並不為三四世紀默讀興起導致這些聲音消失而哀嘆。儘管圖書館因此變得更安靜，但默讀讓我們與書籍進行"自由而隱秘"的交流。書籍與讀者能創造一個完全獨特且私密的世界，當一種思想向另一種思想敞開時，便形成了"無聲的對話"。

為強調書籍能帶來的親密感，瓦列霍女士將讀者走進她與書籍的秘密體驗中。《紙草》全書穿插着她閲讀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翁貝託·艾柯、米蘭·昆德拉、維斯瓦娃·辛波絲卡和田納西·威廉斯等現代作家的簡短回憶片段。還有她少女時代探索二手書店、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求學、以及鍾愛Bic水晶筆的故事。這既是個人史，也是職業歷程。

其中某些故事顯然經過浪漫化處理，對某些讀者可能過於奇幻。瓦列霍虛構了一位哲學學派關閉後徘徊在幽靈般雅典街頭的憂鬱哲學家，這段充滿想象力的插曲堪稱最大膽的創作，比其他內容更需要讀者放下懷疑。

然而，這種情感傾向至少在一個方面具有價值。戰火、地震與洪水能讓書籍和圖書館化為瓦礫，但對書籍存續更致命的，是人類的無視與漠然。正如瓦列霍所警示：“遺忘是常態，任憑文字遺產消逝”，那麼偶爾注入浪漫的懷舊情懷或許是一劑良方。唯有熱愛書籍、承諾守護圖書館、並願意為其保存付出時間與資源，這些珍寶才能得以永存。

儘管《紙莎草》頌揚了書籍的創新，但巴列霍女士也巧妙地敦促我們記住書籍文化“動盪”的歷史。從自然災害和審查制度到數字技術的發展，書籍和圖書館在多個方面都受到了威脅。書籍是“被文字棲居的軀體，思想鐫刻於肌膚之上”，既可能飽含深情，又脆弱得岌岌可危。蘇格拉底曾畏懼文字，而巴列霍女士則視之為更加珍貴而精緻、值得保護的事物。

戴維斯先生是休斯頓浸會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刊載於2022年10月1日印刷版，標題為《文字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