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作品：奧爾罕·帕慕克的《瘟疫之夜》——《華爾街日報》

奧斯曼帝國醫院病房，約1890年。圖片來源：Alamy在奧爾罕·帕慕克的小説《瘟疫之夜》開篇，一位年輕的奧斯曼軍官來到東地中海明蓋利亞島，為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派遣的醫生提供保護，該醫生負責監督黑死病爆發後的檢疫措施。時值1901年，奧斯曼帝國已演變為傳統習俗與西化改革交織的不穩定混合體。當軍官瞥見郵局裏按蘇丹命令同時標註阿拉伯數字與歐洲數字的時鐘時，這種混雜的怪異感擊中了他——在阿拉伯曆法中，新的一天始於日落而非午夜，這意味着時針同時指向兩個不同數字。軍官凝視時間時，一種"形而上的不安"攫住了他：“兩種不同的時鐘能否用相異數字標記同一時刻？”

這種不安的震顫正是帕慕克獨樹一幟作品的核心體驗，他因此獲得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這種張力常源自東西方碰撞，更多時候則來自與世界微妙脱節的宇宙性焦慮——當我們意識到現實與認知間的裂隙時。生活如此，藝術亦然。在《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説家》（2010）這部優美文集中，帕慕克提出小説的魔力"依賴於我們同時相信矛盾狀態的能力"。每個故事中，真實與想象相互角力，它們的混合如同化學反應，使"現實的第三維度逐漸顯現"。

《瘟疫之夜》是這位土耳其作家在歷史虛構創作中的最新嘗試，近700頁的篇幅或許令人望而生畏。小説大致講述了明蓋利亞島上一年間發生的故事——這個奧斯曼殖民地因基督教與穆斯林人口平分秋色而備受矚目。瘟疫的爆發與西式隔離政策的實施加劇了派系分裂，故事逐漸演變為一部充滿暗殺與破壞的嚴重政治動盪編年史，最終以血腥革命運動告終，明蓋利亞宣佈脱離衰落的帝國獨立。

若説其中玄機，明眼人一看便知：明蓋利亞純屬虛構。帕慕克將小説偽裝成由奧斯曼公主帕克澤曾孫女撰寫的民族主義史書——這位公主當年攜丈夫（蘇丹派遣的御醫）駐島期間，寫給伊斯坦布爾的書信成為宮廷權謀的一手史料。讀者幾乎時刻難以分辨書中人物是真實存在、基於歷史原型還是完全杜撰。小説一方面充斥着關於醫學、宗教習俗、政府禮儀和世紀之交國際政治的考據細節，另一方面又融入了愛情與偵探小説元素，通過刻意營造的文學效果來平衡沉重的現實題材，用敍述者的話説，旨在呈現"立體童話"的質感。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仍是現實映射，《瘟疫之夜》大量涉及敏感的隔離政治議題。1901年的明蓋利亞，這個問題交織着階級、種族與宗教的多重矛盾，既具有歷史特殊性，又與當下產生強烈共鳴。“防疫官員不能僅靠頒佈禁令和武力威脅來推行政策，還必須説服民眾自願遵守”，帕克澤公主的丈夫努裏貝伊醫生如是説。但現實中，即便最合理的法規也在島上貧困的穆斯林區遭遇激烈抵制，所謂現代化官員則屢屢暴力濫權——尤以那個奉命組建防疫部隊卻趁機煽動叛亂的守鍾軍官為甚。

若這些對立情緒已令美國人敏感，那麼在土耳其，它們引發的挑釁更為強烈——帕慕克自2005年被控“反民族主義”後便需保鏢隨行。小説將短暫的反動伊斯蘭統治時期描繪為明蓋利亞“瘟疫無政府狀態”的最低谷，這很難取悦當局，事實上，他再次因“侮辱土耳其性”罪名面臨調查。

儘管《瘟疫之夜》的政治立場無疑充滿勇氣，但需大量背景闡釋才能理解，導致故事遲遲未能展開。細節之繁複令人咋舌——甚至用整段描寫鬍鬚上蠟的樣式——而角色多為帕夏與公主，加之埃金·奧克拉普典雅的譯文，文字顯得迂繁考究。帕慕克顯然試圖以開篇的謀殺懸案增添敍事張力（帕琪澤公主與努裏醫生用蘇丹鍾愛的福爾摩斯式方法調查衞生官員遇刺案），但這條線索敷衍潦草，最終無疾而終。

最終賦予小説生命力的仍是經典的情節與事件。約至450頁，龐雜信息終於沉澱，明蓋利亞革命及後續內戰的激盪篇章才真正展開。此刻，帕琪澤公主與努裏醫生從疏離的旁觀者蜕變為決定明蓋利亞命運的核心人物。他們的突然捲入與小説戲劇張力的爆發，恰印證了帕慕克曾深情禮讚的那種小説魔力。在《瘟疫之夜》大半篇幅中，我認為小説的關鍵要素仍過於理論化：歷史敍事全面卻沉悶，文學典故精巧卻造作。但在這部鉅著的尾聲，作家的鍊金術終顯奇效，讀者或將陷入那種無可名狀又彌足珍貴的狀態——被明知從未發生的事件徹底席捲。

出現在2022年10月8日的印刷版中，標題為《瘟疫與革命編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