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外交的困境——《華爾街日報》
Walter Russell Mead
一首古老福音歌曲抨擊了某位布朗先生的虛偽,他“為禁酒令祈禱,卻投票支持杜松子酒”。
這恰是拜登政府氣候政策的真實寫照。總統上任時誓言要讓沙特成為國際棄兒,並降低世界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經歷去年夏天短暫碰拳示好後,如今他因沙特不願增產石油而再啓攻勢。與此同時,政府一面祈求全球能源轉型,一面卻在全球蒐羅新的碳排放源——放鬆對德黑蘭殺人毛拉的制裁執行力度,還試圖將新收入輸送給加拉加斯的犯罪集團。
發出矛盾氣候信號的並非拜登一人。整個歐盟的部長們正瘋狂重啓煤電廠、補貼消費者化石燃料價格,竭盡所能讓今冬更多碳排放到大氣中。歐洲領導人集體改編了聖奧古斯丁著名的貞潔禱詞:主啊,請讓我變綠——但不是現在。
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雖是政策搖擺的直接誘因,但更深層問題在於:將氣候政策融入外交實踐困難重重。以拜登對沙特的挫敗感為例,傳統美沙夥伴關係不僅基於安全合作。在油價問題上,沙特向來是歐佩克中較温和的成員。坐擁超百年儲量的沙特更關注石油市場的長期健康,擔心激進定價會促使消費者尋找替代品,最終損害產油國利益。
拜登政府推動快速擺脱化石燃料的舉措,改變了利雅得的盤算。如果石油市場將在2050年前枯竭,沙特將轉為價格鷹派,希望為他們有限的可售石油爭取最高價格。而如果美國總統正帶頭扼殺全球石油市場,沙特就沒有太多理由幫助他擺脱政治困境。
但不僅如此。世界和平與能源市場的緊密聯繫遠超許多氣候活動人士的認知。中國清楚,一旦對台灣發動攻擊,將導致中東能源進口立即中斷,因為海軍封鎖會切斷戰略物資輸入。一個實現淨零排放的中國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將大幅降低,從而更有能力推行可能引發軍事對抗的外交政策。一個用奴工生產太陽能板的國家,其動機恐怕不全是出於公益。
氣候外交還在擴大富裕國家與常被稱為"全球南方"的較貧窮國家之間潛在的爆炸性分歧,其方式會讓環保活動人士感到不悦。全球氣候談判已因能源轉型成本問題陷入僵局。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全球南方國家有理由主張,他們需要援助來應對轉型,並提出每年1萬億美元這一大得可疑且整數化的金額,作為與西方氣候計劃合作的條件。
這1萬億美元僅是開始。全球南方國家正在提出"損失與損害"賠償的可能性。他們的外交官表示,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當今全球變暖沒有責任。如果氣候變化正在全球南方引發洪水和乾旱,北方國家難道不該為它們歷史排放造成的破壞買單嗎?
美國納税人不太可能對向外國“氣候變化受害者”支付不斷升級的賠償要求表示同情,尤其是當這些資金大部分將流向全球最腐敗的國家時。如果環保活動人士成功將美國人的汽油和電力價格提高到歐洲水平,這種意願將進一步減弱。“為東盜賊國提供更多氣候賠償”可不是什麼鼓舞人心的競選口號。
其結果很可能是談判陷入僵局,儘管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擔憂與日俱增。正如世界和平與核裁軍等崇高事業的倡導者所發現的那樣,光有善意並不能讓你達成目標。即使理想主義看似取得了成功,比如美國的弗蘭克·B·凱洛格和法國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1928年談判達成永遠禁止戰爭的條約,但國際政治的頑固現實依然會介入。《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在技術上仍然有效,但戰爭仍在繼續。有人懷疑氣候外交將遭遇一些令人沮喪的挫折。
2022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喬·拜登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在沙特阿拉伯吉達。圖片來源:BANDAR ALGALOUD/VIA REUTERS本文發表於2022年10月11日的印刷版,標題為《氣候外交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