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卡曾斯評傳：謹慎之人》——《華爾街日報》

1962年3月，諾曼·卡曾斯（右，肯尼迪總統身後）在白宮。圖片來源：坎迪斯·卡曾斯·克恩斯在這個紛爭不斷的時代，讓我們看看這位調解人。冷戰期間，一位受人尊敬、人脈廣泛的政治局外人可以介入美蘇之間劍拔弩張的衝突，用一番討好和審慎的推動來緩和緊張局勢。雖然這在今天看來不太可能，但美國雜誌編輯諾曼·卡曾斯曾是這些民間外交官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作為1942年至1972年《星期六評論》雜誌的主編，卡曾斯是一位反核的激進分子，一個穿着灰色法蘭絨的理想主義者，他堅定不移的信念是不惜一切代價防止全球核毀滅。權力精英們研究他的社論；艾倫·皮特邦認為，他代表無核世界所做的外交努力，幫助兩個超級大國在肯尼迪政府時期坐到了談判桌前。卡曾斯現在只是一個模糊的腳註，但三一華盛頓大學的教授皮特邦先生精心拼湊出了一個揭示性的敍述，將卡曾斯置於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最具爭議的國際核危機的前沿和中心。

卡曾斯出生在新澤西州的一個俄羅斯猶太家庭，曾短暫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在1940年加入《星期六評論》之前，他在幾家報紙和雜誌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還為戰爭信息辦公室工作，編輯空投到歐洲戰場的親美宣傳傳單。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市引爆了一顆原子彈，卡曾斯的世界觀從此不可逆轉地改變了。這一事件點燃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直到1990年去世。

考辛斯對原子彈感到震驚。被杜魯門總統吹捧為結束與日本敵對狀態的這一行為，在考辛斯看來是對人性的攻擊。原子彈投下十二天後，考辛斯發表了一篇題為《現代人已過時》的社論，指出"人類歷史上一個階段的暴力終結與另一個階段的開始"，並觀察到"戰爭科學已發展到威脅地球本身的地步"——這一觀點在當時極不受歡迎，因為85%的美國人支持投彈決定。

儘管如此，考辛斯仍堅持己見，撰寫了一系列充滿激情的社論，主張推行一項外交政策，為廣島原子彈受害者提供人道主義支持而非忽視他們。在一篇社論中，他提出了"道德收養"計劃的構想，建議聯邦政府為日本的戰爭孤兒提供援助。這個想法雖未實現，但考辛斯的行動才剛剛開始。

考辛斯是罕見的政治評論家，他深知言辭若無行動支撐便毫無意義。他推動了一項計劃，將25名廣島女性接到美國接受整容修復手術。這些"廣島少女"引發的關注使得日本國內醫療援助需求激增；據皮特羅邦先生所述，有15,000名日本公民申請類似治療。1957年，日本通過了一項為原子彈受害者提供終身治療的法案，後被稱為"諾曼·考辛斯法案"。

隨着《星期六評論》發行量的增長，考辛斯的政治影響力也與日俱增。當美蘇兩國正瘋狂進行地下核試驗時，考辛斯於1956年發表長篇社論《想象一個人》，思考放射性塵埃對自然世界的毀滅性影響。“在大氣層中再注入多少放射性物質”，考辛斯寫道，“這些塵埃……就會對生命構成威脅？“艾森豪威爾總統閲讀後致信考辛斯表示：“我準備將（你的文章）分發給身邊的一些親密同僚。“儘管總統可能傳閲了這篇文章，但核試驗仍在繼續。

肯尼迪總統與卡曾斯建立了更為親密的盟友關係，他常就核政策問題徵詢卡曾斯的建議，甚至邀請其擔任演講稿撰寫人。1962年10月，當U-2偵察機發現古巴境內的蘇聯導彈裝置、核戰爭一觸即發之際，卡曾斯恰逢其時地出現在關鍵位置——他主辦的達特茅斯會議現場。這個年度會議匯聚了美蘇兩國的科學家、宗教領袖和政治人物，共商全球裁軍議題。藉助會議人脈，卡曾斯與一位同梵蒂岡有聯繫的與會者交談，隨後聯繫白宮尋求外交支持。他們共同推動教皇約翰二十三世起草聲明，呼籲"各國元首不應漠視人類的呼聲”。

彼得羅邦先生認為，已成為"三位世界最具權勢者私人聯絡人"的卡曾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發揮了關鍵調解作用，助力兩個核大國遠離相互毀滅的深淵。據卡曾斯個人記述，當他隨後會見赫魯曉夫時，這位蘇聯領導人主動表示"教皇約翰在導彈危機期間的呼籲對其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憑藉與赫魯曉夫的直接溝通渠道，卡曾斯為1963年美蘇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鋪平了道路。

誠然，卡曾斯深諳自我理念的傳播之道。彼得羅邦指出他擅長自我推廣——社論墨跡未乾便已分送政府要員。但卡曾斯的觀點能在華盛頓獲得認同，恰恰印證了其非凡的遊説才能。如今世界正稀缺這種柔性力量：通過精妙斡旋喚醒全球對核戰威脅的認知。或許當今領導人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願意接納熱心公民提出的人道主義倡議；又或許，這世界終究只孕育了一個諾曼·卡曾斯。這部啓發性傳記為失傳的温和治國藝術提供了生動範本。

温加頓先生是《渴求：威廉·穆赫蘭、加州水與真實的唐人街》一書的作者。

刊登於2022年10月11日印刷版，標題為《謹慎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