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繭》書評:文化大革命的傷痕 - 《華爾街日報》
Boyd Tonkin
約1966年,中國紅衞兵押解受害者在北京市區遊街。圖片來源:Everett Collection/Alamy李佳琦前往北京質問離家出走的父親時,偶然發現了他幾十年前編選的中國小説集。作為張悦然小説《繭》的雙重敍述者之一,佳琦在書中讀到一個關於離婚女子的壓抑故事。心生厭惡的她暗下決心不再閲讀該作者任何作品。鑑於這篇題為《傾城之戀》的小説,張悦然顯然在借女主角之口暗藏機鋒。因為這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篇小説出自偉大的張愛玲(1920年出生,原名張瑛)之手——這位突破禁忌的中國現代文學巨匠,正是張悦然最顯赫的前輩之一。這並非書中首次也非最後一次,佳琦試圖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卻舉步維艱。
《繭》中出生於80年代的主人公們深陷中國近代歷史的創傷與悲劇。他們痛苦地發現,執念是一回事,真正的理解卻是另一回事。佳琦的男友斥責她:“你找不到存在的意義,就躲進父親的時代,靠啃噬那代人的傷疤過活,像只禿鷲。“通過佳琦與發小程功交替展開的敍述,這兩位35歲左右的漂泊者逐漸揭開各自家族的恥辱與傷痛。他們都自認為是"靠獵取秘密存活的獸類”。
張悦然(1982年生於濟南)這一代中國作家初登文壇時,血色歷史的黑暗魅力正與當下的浮華爭鋒。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苦難開始接受藝術審視,主流文化逐漸容忍對歷史傷痕的探索,催生了所謂"傷痕文學"流派。
與此同時,中國迅猛的現代化進程和媒體繁榮為少數年輕作家提供了超越祖輩夢想的成名機遇。在浮躁氛圍中,這一代作家中的幾位明星人物在追逐名利時隕落(儘管作家兼歌手的韓寒也成功轉型為拉力賽車手)。相比之下,年少時便贏得全國文學比賽、二十出頭就出版廣受好評的小説集的張悦然,證明了自己是位長跑型選手。
《繭》於2016年在中國出版,此前張悦然暫停了小説創作,期間她主編了一本青年雜誌並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這部作品展現出的成熟度、雄心和掌控力,不僅標誌着她作為"80後一代"象徵的身份(這個標籤被其代表人物深惡痛絕),更彰顯其作為一位實績斐然且潛力更大的作家。英文版《繭》還受益於新加坡出生、紐約居住的新鋭小説家兼翻譯家程異優美傳神的譯筆。
毛澤東在中國發動血腥內戰的十年(1966-1976)已催生了許多重要小説。但與閻連科、餘華等老一輩文學見證者不同,張悦然並非通過粗獷的諷刺、寓言或傳奇來控訴文革,而是通過兩個家庭綿延數十年的切膚之痛,展現共產黨罪行造成的代際創傷。佳琪和程恭的祖父都曾在濟南大學醫院工作——一位是備受讚譽的心臟外科醫生,另一位是高級管理人員。如今佳琪德高望重的祖父即將離世,而程恭的祖父在當年國家批准的暴行"將混亂如網般籠罩一切"時,被鐵釘釘入大腦,數十年來一直處於昏迷狀態。
佳琪與龔在濟南重逢。一個冬夜,兩人在追憶往昔中審視內心,重温了那段如“穿行於秘密之霧”般的童年。家族遺留的傷痛、悲慟與怨恨,如同陰霾籠罩了三代人——施害者、受害者與旁觀者。但當他們探究1967年校園裏那座不祥的“死人塔”發生的衝突事件時(龔的祖父因此成為植物人),罪與罰的界限逐漸消融。曾經堅如磐石的“復仇”執念,此刻卻像融雪般污濁黏膩。“每個人的靈魂裏都混雜着善良美好與骯髒醜陋”,我們從中領悟到。
祖父輩為爭奪權力策劃陰謀、實施酷刑與謀殺;內心傷痕累累的父輩為生存説謊、妥協、屈服。龔的父親是個暴戾的卡車司機,讓全家生活在痛苦中;佳琪的父親在拼搏的九十年代放棄詩歌與學術,經營服裝騙局,彼時“商人”已不再是“書本里光鮮的詞彙”。父母們背叛自我與至親,用酒精與婚外情掩飾自我憎惡。佳琪父親再婚對象王露寒是這些致命真相的守護者,也是連接南院社區兩個受創家族的橋樑。
“秘密之所以成為秘密,是因為它們具有毀滅性。”《繭》中,這些秘密既因隱瞞而摧毀,也因那種能“在世界上炸出窟窿”的揭露而毀滅。但正如龔所悟:“在這片土地上,毀滅總被視為最高形式的創造。”對佳琪而言,權力與歷史施加的衝擊將讓她明白:“人擁有的一切都脆弱易逝。我們的本性並非固定,天賦可能被剝奪,美德可能遭玷污。”
當張女士在這對繼承謊言與暴力的雙生子間切換視角時,她的筆觸展現出細膩的智慧與敏感。她犀利的心理現實主義時而融入令人心碎的詩意場景,甚至帶有象徵意味——比如功在飄雪中埋葬一隻迷失且重傷垂死的狗。他終結這條"微不足道的生命"並非出於殘忍,而是源於洶湧的憐憫。
有些描寫這個動盪時代的小説通過奇幻、鬧劇或情節劇來捕捉時代情緒。《繭》卻非如此。張女士的專注與精妙技法——加上田先生英文散文富有韻律的微妙筆觸——使這部小説成為尋求入門途徑的讀者瞭解當代中國文學的璀璨窗口。功的姑姑睿智地告訴他:“若真想復仇,就努力學習,成就偉業。“從本書呈現的文本來看,張悦然或許正在踐行這句話。
本文作者託尼金先生曾任《獨立報》文學編輯,著有《翻譯小説百佳》一書。
本文發表於2022年10月22日印刷版,標題為《秘密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