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對737 MAX遇難者家屬的裁決令波音和解協議懸而未決——《華爾街日報》
Dave Michaels, Dylan Tokar and Sadie Gurman
司法部官員上週承諾,在協商刑事和解協議時會更關注受害者,但這項政策可能來得太晚,無法限制政府去年與波音公司達成和解協議所造成的損害。
司法部週五表示,將擴大對受犯罪傷害但不符合法定受害者定義人羣的支持。同日,德克薩斯州一名聯邦法官裁定,檢方在未向遇難者家屬通報的情況下與波音達成和解,侵犯了波音737 MAX兩起空難遇難者的權利。
美國地區法官裏德·奧康納指出,這一違規行為的後果是遇難者家屬可繼續質疑波音和解協議——該協議使該公司免於起訴。波音承認其兩名員工在737 MAX自動飛行控制系統運作問題上誤導了聯邦航空管理局,該系統被認定是導致2018年印尼和2019年埃塞俄比亞兩起致命俯衝事故的主因。
德州沃斯堡聯邦地區法院的奧康納法官尚未就後續程序作出裁決,但和解協議目前處於懸而未決狀態。家屬們主張法官有權撤銷波音的"免訴特權",從而迫使司法部重新協商和解條款。司法部、波音公司及家屬均可對法官裁決提出上訴。
2019年埃塞俄比亞波音737 Max空難部分遇難者的守夜活動。圖片來源:Jose Luis Magana/美聯社“法官正在傳遞一個信號…關於如何界定受害者的範圍遠比司法部現行的定義寬泛得多,”前聯邦檢察官、Cole Schotz律師事務所白領業務部主席邁克爾·温斯坦表示,“司法部今後必須重視這一點。這將賦予受害者更大話語權——不僅體現在監督層面,還包括和解協議制定過程中的參與權。”
遇難者家屬指控檢方未就和解協議(即暫緩起訴協議)履行告知義務。根據該協議,波音公司支付25億美元罰款、承認員工不當行為並接受緩刑考察。若該公司在三年半內遵守法律,相關指控將被撤銷。
家屬們主張該協議錯誤分配了波音公司的責任。他們在法庭文件中指出,737 MAX機型的問題“絕非僅由少數不良員工的行為所致”。檢方曾起訴波音前首席技術飛行員,但該案審理不足一週後被告即獲欺詐罪無罪判決。
得克薩斯州聯邦法官上週裁定,檢方侵犯了兩起波音737 MAX空難遇難者的法定權利。照片:Eric Lee/彭博新聞在五月的一場法庭聽證會上,聯邦檢察官Jerrob Duffy表示,政府發現僅侷限於幾名員工的犯罪意圖證據“極其有限”。
杜克大學法學院教授Brandon Garrett指出,聯邦法官通常對延期起訴協議中的權限持狹義解釋。Garrett先生表示,O’Connor法官可以拒絕和解協議,但他無法單方面修改其條款。
波音公司發言人拒絕置評。司法部長Merrick Garland於一月會見了遇難者家屬,週一以訴訟仍在進行為由拒絕對裁決發表評論。司法部當時為未能在2021年1月最終敲定和解協議前與家屬會面道歉。
O’Connor法官裁定司法部未適當告知遇難者家屬其將如何起訴波音公司,這一裁決可能對其他白領犯罪案件產生影響。例如,這可能意味着檢察官與受欺詐影響人羣協商的義務比此前認為的更廣泛。
Weinstein先生表示,這可能使司法部解決案件變得更為困難。“現在司法部還必須考慮受害者的訴求,”他説,“司法部和受害者在解決方案中尋求的目標大相徑庭。”
司法部曾辯稱,航空安全監管機構才是波音公司試圖規避737 MAX機型更嚴格、更昂貴培訓要求的受害者,而非兩起空難中喪生的346人。
去年,檢方指控波音公司欺詐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但未明確指控其不當行為導致空難。然而,奧康納法官將這兩起事件聯繫起來,在判決書中指出這場悲劇是"波音公司欺詐美國陰謀的合理可預見後果"。
前檢察官表示,根據法官的裁決邏輯,在其他企業被指控傷害民眾但僅以欺詐政府罪名(如醫療保險欺詐)起訴的案件中,可能需要進行更廣泛的協商。
根據上週發佈的新指南,司法部官員表示將在案件結案前向受害者通報暫緩起訴和不起訴協議。他們還更新了政策以涵蓋新型欺詐行為,包括導致受害者損失的勒索軟件攻擊或網絡入侵犯罪。
早在宣佈新指南之前,該部門就表示將在與企業達成和解時更關注受害者權益。負責波音案司法部欺詐部門的一位官員三月表示,檢方將推遲部分和解協議的最終確定,以便潛在受害者有更多時間提出訴求。
這種立場在瑞信集團欺詐和洗錢案的賠償方案中得以體現。該案中,檢方在達成和解前與瑞信律師合作,確認銀行犯罪的受害者並制定賠償計算方法。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官於七月批准協議,責令瑞信向包括聯博控股和富蘭克林坦伯頓在內的資產管理公司支付2260萬美元賠償金。
安德魯·坦格爾對本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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