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範恩·伍德沃德評傳：一位南方人的良知》——《華爾街日報》

C·範恩·伍德沃德1979年在耶魯大學辦公室。攝影：威廉·R·費里斯在1999年以91歲高齡去世前的歲月裏，C·範恩·伍德沃德在專業歷史學家和美國知識界普遍享有近乎神聖的地位。常被拿來與他比較的小阿瑟·M·施萊辛格稱其為歷史學界的"良心"及其"道德領導力"的主要源泉。後來成為哈佛大學校長的德魯·吉爾平·福斯特稱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美國曆史學家"。

詹姆斯·C·科布為伍德沃德撰寫的傳記開篇所述的這些讚譽，聽起來像是禮貌性的誇張——就像人們對一位晚年功成名就的學者會説的那種話。事實上，當時自由派知識階層已經開始懷疑伍德沃德在向右轉。但他在漫長職業生涯中積累的文化權威既令人矚目，在我們這個分裂的時代又難以想象。伍德沃德自1955年以來再未出版過原創性歷史研究專著，這表明他的名聲既源於其作為歷史學家的偉大，也同樣源於當時普遍存在的文化焦慮。

科默·範恩·伍德沃德1908年出生於阿肯色州範代爾，以他的叔叔——一位社會學家和衞理公會牧師命名，他從叔叔那裏繼承了對種族隔離的憎惡。他曾就讀於亞特蘭大的埃默裏大學，並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於北卡羅來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32年伍德沃德遊歷蘇聯，他寫道這段經歷讓他"對這些新世界新人民澎湃的樂觀主義與熱忱感到振奮與驚歎"。

伍德沃德在20世紀50年代曾先後任教於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和耶魯大學，他作為歷史學家因1951年出版的《新南方的起源：1877-1913》嶄露頭角。當時的歷史學家將重建時期後的南方描繪成經濟騰飛、其樂融融的景象，僅將種族隔離視為不幸的副產品。伍德沃德駁斥了這種論斷，指出19世紀70至80年代是所謂"救贖者"——民主黨的南方派系——通過重塑白人至上主義與北方工業家結盟而獲勝的時期。

但真正使伍德沃德成為全美最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著作是1955年出版的《吉姆·克勞的奇異生涯》。該書問世時，美國白人正開始深刻反思：在一個以政治自由為立國之本的國家，為何會縱容種族隔離的不公現象長期存在。這本源自1954年弗吉尼亞大學系列講座的著作指出，吉姆·克勞法並非如許多美國人（包括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廢除奴隸制後自然形成且令人遺憾的必然產物。種族隔離法實則是非自然且歷史畸形的產物，是民粹主義政客及其支持者在19世紀90年代強加於世的制度創新。伍德沃德堅稱，種族隔離法是近代的發明，絕不能合理地被視作"不可改變的’民俗’…既不受立法改革影響，也無懼武力干預"。

其明確暗示是：種族隔離制度能夠且應當通過法律手段予以廢除。

這些講座在最高法院於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中裁定學校種族隔離違憲四個月後發表，隨後被迅速集結成書出版。

我們從科布先生處得知，馬丁·路德·金並未如常宣稱的那樣將《奇怪生涯》稱為"民權運動的歷史聖經"。但他確實以表明自己讀過此書的方式闡述了其核心論點。“種族隔離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並非內戰結束後種族間仇恨自然形成的結果，“金在從塞爾瑪出發的三天遊行結束時對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説道，“當時並不存在隔離種族的法律。正如著名歷史學家範·伍德沃德在其著作《吉姆·克勞的奇怪生涯》中明確指出，種族隔離實際上是南方新興波旁勢力為分化南方羣眾、維持全美最廉價勞動力而採取的政治策略。”

儘管伍德沃德作為歷史學家才華橫溢、文筆流暢，他的經濟分析卻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且相當混亂。《新南方的起源》尤其深受查爾斯·比爾德影響，將歷史事件解讀為赤裸經濟利益的產物。伍德沃德似乎從未想過，例如南方領導人支持自由貿易或許只因它能為本州帶來工業；在他的論述中，這種反保護主義必須與經濟帝國主義（無論其含義為何）的交易掛鈎。即便如此，他關於種族隔離是近代產物、以及只要它存在南方就難以實現經濟文化繁榮的觀點是正確的。

不得不説，閲讀一本長達400頁的學術歷史學家傳記，並未讓我充滿熱切期待。這本書實在太長了。儘管如此，作為佐治亞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曾撰寫過關於南方身份的傑作《遠在南方的》（2005年）的作者，科布先生對伍德沃德的大量學術著作和文章進行了睿智的評述。他尤其敏鋭地捕捉到，伍德沃德在書寫歷史事件時，也在梳理自己作為南方人的身份認同。

伍德沃德終其一生都是堅定的自由派——可悲的是，正是這一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高等教育的現狀）給他帶來了麻煩。當美國大學陷入種族身份政治的狂熱時，他仍反對黑人分離主義；當各地校園開始推行言論審查制度時，他依然捍衞言論自由。1991年，伍德沃德為迪內什·德索薩的《不自由的教育：校園中的種族與性別政治》（1991年）撰寫了一篇正面書評，並對現代學術界正在背叛民權運動的現狀發出警告。這番言論甚至招致了伍德沃德部分友人的猛烈抨擊。他或許是其專業領域的"良心”——但當他道出眾人不願聽的真相時，這份良心便黯然失色。

斯威姆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社論版撰稿人。

本文發表於2022年11月1日印刷版，標題為《一位南方人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