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就對中國依賴程度展開辯論 - 《華爾街日報》
Joseph C. Sternberg
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本週的北京之行,標誌着德國在制定真正符合其利益的對華政策這一痛苦自我探索過程中的最新進展。自弗拉基米爾·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於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柏林一直在爭論應如何調整與世界其他威權國家的關係。德國學到了什麼?
一個進步跡象是,朔爾茨的中國之行在德國國內極具爭議。即使臨近就職一週年,人們仍容易忘記他是總理。作為笨拙的三黨聯盟的負責人,以及內部分裂且選舉實力薄弱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朔爾茨經常被內閣中更受歡迎的政客所掩蓋——特別是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和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兩人均來自綠黨,且都是公開的對華鷹派。
如果北京之行的目的是在這個最重要的經濟和外交問題上重申朔爾茨的權威,那麼結果卻近乎相反。總理上週屈服於政府內部對中遠海運集團收購漢堡港碼頭35%股權的反對。朔爾茨曾支持這筆交易。但來自聯盟夥伴的激烈反對將持股比例壓低至24.9%。這對朔爾茨而言是一次難堪的挫敗。
這一切都引發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朔爾茨先生現在要去中國,或者説為什麼要去中國。貝爾伯克女士領導的外交部正在準備一項重要的新對華戰略,計劃於春季發佈。保守派反對黨基民盟領袖弗里德里希·梅爾茨抓住機會表示,總理本應等待訪問,直到他了解自己政府的對華戰略是什麼。他説得有道理。
對於與朔爾茨同行的商界領袖來説,這一切已成為一場公關災難。代表團原本希望此行能激發媒體對抓住商業機會的積極報道。然而,記者們卻將聚光燈對準了幾位代表團成員公司最近擴大在華業務的決定。
簡而言之,柏林正在發現,發展對中國的某種獨立性是有益的。唯一的問題是,即使是德國鷹派政客中,似乎也很少有人真正認識到戰略和經濟獨立真正需要什麼。
這一缺陷潛伏在所有關於德國企業在華投資的負面報道中。德國公司並不比其他國家的公司更腐敗或更天真。他們完全瞭解不斷演變的地緣政治風險、習近平清零政策的危險,以及從猖獗的知識產權盜竊到共產黨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等一系列其他問題。
德國企業仍在中國擴張的事實凸顯了其歐洲本土市場的一些不利因素,這些因素必須改變,才能讓對北京的強硬態度變得可行。以能源為例。成本上升只是部分源於德國從俄羅斯大量進口天然氣的災難性決定,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政治階層對歐洲實際所需能源類型的嚴重忽視。
在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上的鉅額支出不僅推高了電力成本、降低了電網可靠性,還對眾多製造商毫無助益——這些工廠需要天然氣分子來產生電力無法達到的高温或低温,或者將天然氣作為產品的化學原料。
這一背景有助於解釋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近期的幾項決策。該公司因計劃到2030年在中國投資高達100億歐元建設新工廠而備受指責,其首席執行官薄睦樂更成為對華商業聯繫的激進辯護者。但他還能怎麼做?在能源成本和其他監管負擔的重壓下,巴斯夫正在歐洲持續收縮業務規模,同時在中國擴張——未來兩年每年可節省5億歐元成本。
德國汽車製造商也面臨類似處境。西方政府常鼓吹"未來一二十年內通過監管淘汰內燃機"這種既破壞經濟又無環保實效的主張。北京雖作出類似承諾,卻為混合動力車留下巨大豁免空間。當西方政客想當然認為戴姆勒、大眾和寶馬能通過創新推出適銷的純電動或氫能汽車時,這些公司卻爭相為現有產品開拓海外市場——政客們對此又表現得驚訝不已。
當德國在國內就中國政策爭論不休時,它必須在兩種對立態度間做出選擇:要麼反對企業在華投資,要麼反對這些商業活動在德國本土進行。擺脱北京政策反覆的影響實現商業獨立是個崇高目標,但企業需要一個可依賴的市場。如果德國政客能從這個角度審視本國經濟,我們就能知道柏林對華戰略是認真的。
11月2日,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在柏林記者會上發言。圖片來源:clemens bilan/Shutterstock刊載於2022年11月4日印刷版,原標題為《德國辯論對華依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