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鎮一：音樂家與他的教學法》——《華爾街日報》評論

鈴木鎮一與學生們。圖片來源：Kenneth Stevens/Fairfax Media via Getty Images當你聽到"鈴木教學法"這個詞時，腦海中會浮現什麼？如果是一位虎媽站在一個可憐巴巴地拉着小琴的孩子身旁，那麼你和許多人一樣，對這個由教育家兼理想主義者鈴木鎮一（Shinichi Suzuki）設計的體系產生了不公正的印象。

確實，鈴木教學法要求父母作為幼兒音樂訓練的合作伙伴。同樣真實的是，鈴木幼兒們練習使用的是可愛的小型樂器。但那種痛苦——這正是我們許多人誤解的地方。在《鈴木鎮一：用音樂教育世界兒童的夢想家》一書中，東京出生的歷史學家堀江繪里（Eri Hotta）解釋道，鈴木鎮一（1898-1998）認為所有孩子都有巨大的潛力，只要他們樂在其中就會學習。他設計的教學方法旨在寓教於樂，通過趣味練習和一系列吸引人的悦耳旋律來實現。

我們瞭解到，鈴木的方法源於他的頓悟，即幼兒可以像學習語言一樣學習音樂：先聽，然後模仿。“孩子們會模仿他們周圍聽到的言語，直到掌握為止，“堀江女士寫道，總結了鈴木的核心見解。磕磕絆絆和錯誤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關鍵在於確保音樂成為孩子日常環境的一部分。”

鈴木不認同孩子需要天賦才能成功的觀點。對他來説，小提琴與其説是一種需要掌握的樂器，不如説是一種用來培養良好性格和促進人類繁榮的工具。“這種方法不是小提琴的教育，“他曾告訴記者，“而是通過小提琴進行的教育。”

堀田女士在《鈴木》一書中，從主人公中年時期切入敍事，重現了他引起世界矚目的那一天。1955年3月27日，在東京一座尚未竣工、泥土地面的巨大體育館內，時年56歲的鈴木鎮一指揮着1200名3至15歲的演奏者。當這些幼童嫺熟地演繹巴赫、維瓦爾第與亨德爾的曲目時，觀眾們為其音色之純熟、年齡之稚嫩震驚不已——彼時的鈴木已超過日本當時常規退休年齡。“從官方定義來看，這已是個老人，“堀田寫道，“卻展現出與年幼學生們不相上下的靈活與活力。”

鈴木出生於名古屋港市一個企業家世家。其祖父以製造日本傳統三味線起家，父親則將家族產業轉向小提琴製造。真一（注：鈴木鎮一日文名）在充滿同父異母兄弟姐妹的喧鬧家庭中長大，住宅緊鄰家族作坊。

少年時期的真一嚴於律己，保持着堀田筆下"強烈道德責任感"驅使的晨起習慣。他如飢似渴閲讀托爾斯泰著作，堅持自我修養計劃。17歲那年，家中購置留聲機，當聽到米沙·埃爾曼1913年演奏的舒伯特《聖母頌》錄音時，他深受震撼。“小提琴竟能奏出如此天籟，這個發現令鈴木既震驚又羞愧，“堀田解釋道，“他從小被小提琴包圍，卻從未真正領悟其藝術潛力。”

樂器那震撼靈魂的美妙音色激勵了這位少年，使他拿起了小提琴。這預示着他後來不斷完善的教學方法——鈴木試圖在不依賴樂譜的情況下模仿所聽到的音樂。

二十多歲時，鈴木遠赴海外。在父親的資助下，他得以繼續學業並聆聽每一場心儀的音樂會（在經濟蕭條的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德國，他可謂以極低價格購得一把珍貴的瓜奈裏小提琴，這筆交易後來一直讓他良心不安）。旅居海外期間，他結識並迎娶了德裔妻子瓦爾特勞德，還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成為摯友，後者的人文主義思想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到1930年代，鈴木回到日本，與兄弟們組建絃樂四重奏並教授小提琴。正是在這一時期，他迎來了頓悟時刻。但這也是軍國主義抬頭、日本走向全面戰爭的年代，正如堀田女士所言"膨脹到畸形的民族自大"時期。書中寫道，鈴木對此深感震驚，因為他"與愛因斯坦持相同信念：眾生平等，無分高下。這一理念支撐着他的教育使命和人類發展觀，與當時官方的路線完全相悖”。

在二戰後的廢墟中，鈴木重新投身於發展和傳播其教育理念。截至1949年底，日本已有約1500名兒童接受鈴木教學法。如今全球學習者約40萬，但堀田女士不無遺憾地指出，鈴木教育願景中那種充滿理想主義的廣闊胸懷已基本消逝。晚年時，他徒勞地懇求日本政策制定者將其理念納入國家教育體系。書中寫道：“官方回應總是千篇一律：‘想法很好。對對，非常不錯。再見。’”

堀田女士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敍述者，她的個人軼事就像點綴在鈴木人生宏大樂章上的裝飾音符。童年經歷過鋼琴課煎熬的她，本想給女兒一個快樂的鈴木教學體驗。但四年後，她帶着挫敗感離開。“我承認，“她坦言，“或許我天真地相信了鈴木用愛引導我們克服困難的理念。“從堀田的經歷中，我們得以窺見那個可怕刻板印象的根源。鈴木或許能用他温柔愉悦的方式激勵學生——畢竟他從未有過自己的孩子。倘若他有子女，説不定當練琴時間到來時，連這位教育大師也會忍不住露出虎爸般的嚴厲面目。

本文作者古爾登夫人是《華爾街日報》撰稿人，著有《魔法時刻：分心時代朗讀的神奇力量》一書。

原文刊登於2022年11月10日印刷版，標題為《音樂大師與他的教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