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米勒》評論：唯真相可售——《華爾街日報》

1949年的阿瑟·米勒。圖片來源：Martin Harris/Underwood Archives/Getty Images在費城長大的我，自幼就聽説過1949年《推銷員之死》百老匯預演的故事。當幕布落下時，蝗蟲街劇院陷入一片寂靜。時年33歲的劇作家阿瑟·米勒起初不知所措，隨後他聽到了啜泣聲——男人們的啜泣。接着觀眾席爆發出狂熱的反響。他明白自己擊中了時代精神。

傳記是用文字"復活"人生的藝術。真實人生單向行進，但書寫版本必須回溯重構，以事後之明串聯起歲月長河中的智慧閃光。當執筆者是約翰·拉爾這樣的人物——他不僅是田納西·威廉斯、弗蘭克·西納特拉等名流的傳記作者，更是深諳戲劇之道的文學大家——這份智慧便格外深邃。其著作《阿瑟·米勒：美國見證者》以《推銷員》的輝煌成功開篇，倒敍至劇作家經濟大蕭條時期的青年歲月。書中部聚焦米勒聲名鵲起的歷程，以及他與瑪麗蓮·夢露那段佔據小報頭條的婚戀，猶如戲劇高潮被起伏的情節前後拱衞。

作者以清明筆觸與寬厚之心對待傳主。拉爾的剖析犀利而不失温度，洞見深刻卻毫無説教。他完美踐行優秀文學傳記的使命：不讓作品淪為生平註腳，而是展現藝術如何照亮創作者的生命軌跡。他既是調查記者，也是精神肖像畫師，更是深諳劇本與劇場美學的批評家。

米勒的偉大之處有些出人意料。除了他那位崇拜他、在《推銷員之死》大獲成功後稱他為"上帝選中之人"的母親外，他似乎註定不會發光發亮。他始終覺得母親在守護着他——“這個男孩，既是她領地的半個情人，又是半個反叛者”。這就足夠了。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一本名為《猶太人生》的系列叢書中，作者並未強調米勒家族傳奇中這一《舊約》式的特質。次子的成功恰恰反襯了長子的失敗。這讓人想起雅各與以掃，或是約瑟與他的兄弟們。克米特·米勒（1912-2003）是那個天之驕子：才華橫溢、英俊瀟灑、運動健將、富有創造力與學術天賦。而三年後出生的阿蒂則是個空想家，學業糟糕，多少像個陪襯——儘管他也生得方頜俊朗（見封面照片）。“因缺乏思考能力”，他第一次考大學就名落孫山。閲讀《罪與罰》改變了他的人生，當時他發現"文字……是對靈魂的一種潮汐般的牽引"。

然而在成功之前，先遭遇了墜落。1929年股市崩盤讓米勒家族幾乎失去一切。父親伊西多爾經營着一家成功的服裝公司，雖不識字卻精於計算，娶了位（古茜）品味高雅、懷揣文化抱負的妻子。他在股市過度投資。隨着顯見的破產，全家從哈萊姆區的聯排別墅（配有高檔傢俱和僕人）及海濱避暑別墅，搬到了半鄉村化的布魯克林荒僻之地。克米特輟學幫忙，成為勤勉的地毯推銷員。直到1946年才真相大白：原來伊西多爾和古茜誇大了財務困境，讓克米特做出了不必要的犧牲。這種背叛感將在米勒後期作品中不斷迴響。

年輕的米勒憑藉才華、機遇與膽識，從密歇根大學到紐約一路闖蕩。他在安娜堡創作了首批劇作，並始終堅持這一信念：“我的戲劇始終圍繞着一個核心命題——如何喚醒個體，使其最終意識到改變世界是一種道德義務。“他的首部百老匯作品《幸運兒》（1944年）雖斬獲劇院公會國家獎，卻僅上演四場便黯然落幕。早期小説《焦點》（1945年）售出九萬冊並獲得電影改編權後，米勒再次進軍百老匯。當傳統代表劇院公會與先鋒陣營團體劇院同時相中他1947年探討欺騙、謊言、家庭矛盾與社會責任的《全是我的兒子》時，最終伊利亞·卡贊率領的團體劇院勝出。儘管劇評褒貶不一，《紐約時報》的布魯克斯·阿特金森仍斷言"戲劇界迎來了一位真正的新鋭天才”。

與借巫術審判諷喻政治的《薩勒姆的女巫》（1953年）並稱，《推銷員之死》始終是米勒最負盛名的代表作。這部作品超越自傳體或時代侷限，賦予觀眾多元解讀空間：從李·科布、達斯汀·霍夫曼、布萊恩·丹內利到菲利普·塞默·霍夫曼，直至近年温德爾·皮爾斯，歷代演員都為那個"靠笑容和擦亮的皮鞋討生活”、兜售無名商品的可憐蟲威利·洛曼注入了靈魂。

拉爾先生將米勒及其《推銷員之死》精準定位於戰後美國社會語境，詳述作家對反猶主義、個人與羣體裂痕、道德衝突及個體與集體罪孽的思考。對於1955年4月始、1961年以怨懟離婚終的米勒-夢露戀情，作者亦避開了常見浮誇筆調，以含蓄得體的態度書寫這位女星（正如米勒本人所為：拉爾用"如同以實瑪利緊抓棺木"這一令人戰慄的比喻，描述劇作家對夢露的執着）。

拉爾先生對其研究對象公眾生涯的剖析，如同對其感情生活的探討一樣犀利。在同時代劇作家同儕（奧尼爾、威廉斯、阿爾比）中，唯有米勒廣泛參與政治並致力於公共福祉理念。與伊利亞·卡贊不同，米勒在被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喚時拒絕指認他人姓名，亦未援引第五修正案。他僅表示出於良知無法遵從委員會要求，稱自己並非在庇護共產黨人，而是試圖"守護我的自我認知…我無法為他人承擔罪責"。

1964年上演的《墮落之後》——這部存在缺陷卻極具自傳色彩的瑪麗蓮主題劇作——雖取得商業成功，但米勒的巨星光芒已開始黯淡。羅伯特·布魯斯坦、肯尼斯·泰南、蘇珊·桑塔格等精英評論家對其大加抨擊，彷彿他們批判的是米勒本人而非其作品。至1970年代末，他自覺已成為被時代潮流拋棄的遺老。拉爾先生稱其為"或許最受推崇的局外人"。儘管遭受布魯斯坦和暴躁的約翰·西蒙（“世界上最被高估的劇作家”）的猛烈批評，他仍筆耕不輟直至生命終點。而在倫敦，他的聲望始終不衰。

本書以極具對稱性的方式收尾：米勒逝世之日，恰逢《推銷員之死》在百老匯首演56週年紀念日。拉爾先生以前瞻與後見之明，預見了時代輪迴中必然的價值重估：關於《墮落之後》，他指出當相關人物的記憶逐漸褪色或至少改變後數十年，“劇作的雄辯[才能]更易被認知與讚賞”。如果説米勒的創作主題之一是人類生命被輕易拋棄的殘酷現實，那麼他留下的作品本身就是不容忽視的永恆力量。

斯皮格曼先生的《萬物無常：艾米·克蘭皮特的生平與詩歌》將於二月出版。

刊登於2022年11月12日印刷版，標題為《唯一出售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