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分割》評論：丹尼爾·韋伯斯特眼中密不可分的美國 - 《華爾街日報》

1850年3月7日，丹尼爾·韋伯斯特在美國參議院慷慨陳詞，以雷霆之勢宣佈支持《逃奴法案》——這是1850年妥協案一系列措施中的關鍵條款。他毫不留情地譴責廢奴主義者煽動公眾情緒，並指責北方未能履行憲法義務將逃亡的自由追求者歸還給奴隸主。他高聲疾呼制定一項強有力的法律以滿足南方的要求：“在這需要大丈夫擔當的時刻，我們豈能作侏儒！”

不出所料，南方對韋伯斯特的演講歡欣鼓舞，但反奴隸制人士則震驚不已。三十年前，在清教徒登陸二百週年紀念日站在普利茅斯巖上時，韋伯斯特曾譴責奴隸制是對基督教和文明價值觀"可憎可惡"的玷污。儘管從未成為廢奴主義者，但他長期自詡為人類奴役制度的敵人。

隨着韋伯斯特支持1850年妥協案，廢奴主義者西奧多·帕克將他比作本尼迪克特·阿諾德，而長期仰慕他的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則寫道：“自由這個詞從韋伯斯特先生嘴裏説出來，就像愛情這個詞從妓女嘴裏説出來一樣。“在這個案例中，面對可能使國家分裂的尖鋭對立，韋伯斯特為維護國家統一所做的努力，使他背離了自己經常宣稱的對被奴役者的關切。他為自己支持《逃奴法案》辯護稱，這不僅出於原則，在當時危急形勢下更是勢在必行。

在《不可分割》一書中，研究早期共和國的歷史學家、舊金山黑斯廷斯學院法學教授喬爾·理查德·保羅，描繪了這位被譽為"神一般的丹尼爾”、被廣泛讚頌為美國最偉大演説家的非凡崛起之路。韋伯斯特的職業生涯也成為保羅先生分析19世紀上半葉塑造美國民族主義力量的框架。

一些讀者或許會希望保羅先生能多花些篇幅描述韋伯斯特豐富多彩的私生活。他承認韋伯斯特在經濟上依賴北方工業家的"饋贈"來維持奢侈習慣，並暗示其"風流韻事”——包括與波士頓美女莎拉·古德里奇的曖昧關係，這位畫家曾贈送他一幅名為《美的啓示》的自畫像微型畫，畫中赫然展現着她豐滿的裸胸脯。他還提及某日參議院出現一個混血男孩尋找"韋伯斯特先生"認父的事件，但未深入探究，這可能是韋伯斯特政敵設計的陷阱。

然而從書中走出的韋伯斯特仍是個充滿魅力的人物。保羅寫道：“他有着超乎常人的魁梧身軀，碩大的頭顱與寬闊前額”，以及"説話時會惡魔般發亮的深陷黑眼睛"。他的成名猶如流星般迅疾。1782年出生於新罕布什爾州十兄妹家庭，先後就讀埃克塞特與達特茅斯學院後很快研習法律。他反對1812年戰爭的演説轟動一時，使其作為聯邦黨人輕鬆當選國會議員。（他擁有驚人記憶力，能連續數小時脱稿演講。）幾年後移居波士頓，他在馬薩諸塞州開啓政治生涯——先任眾議員，後擔任參議員長達19年，該州也成為他最緊密的政治標籤。

以韋伯斯特為代表的輝格黨人普遍主張政府應積極推動商業、公共教育、資本積累及鐵路運河等現代交通建設。北方輝格黨人雖傾向於反對奴隸制，但認為聯邦政府無權違憲干預現存奴隸制。而他們的民主黨對手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強勢中央政府，將任何限制奴隸制的苗頭都視為對白人權力的不可容忍的侵犯。

保羅先生寫道，在這段時期，“聯邦是否會形成一個國家並非已成定局。地方主義的離心力似乎極有可能壓倒民族主義那微弱得多的凝聚力。”在許多南方人心中，聯邦是一種權宜之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北方對奴隸制的容忍。南卡羅來納州的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一位曾擔任安德魯·傑克遜副總統、後任參議員的民主黨人——堅稱各州有權廢除聯邦法律並隨意脱離聯邦。在輝格黨人中，韋伯斯特的對手、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萊希望蓬勃發展的商業能將國家分散的部分團結起來。其他美國人，鬆散地聚集在“青年美國”運動中——包括愛默生、沃爾特·惠特曼和赫爾曼·梅爾維爾——提出了一種文化神秘主義，一種可以被全國各地區居民所頌揚的理念。

保羅先生認為，這些相互競爭的理念最終將被韋伯斯特對政治統一的熱情願景所取代，至少在北方是如此。很少有美國政治家能像韋伯斯特那樣成功地將憲政主義變得如此鼓舞人心。保羅先生稱讚他説服了傑克遜總統，認為憲法形成了一個單一、不可分割的國家，而不僅僅是一個鬆散的州際聯合體。他還説服傑克遜，脱離聯邦——南卡羅來納州人因反對關税而考慮的行動——無異於叛國。在所謂的“廢止危機”期間，傑克遜一度威脅要關閉查爾斯頓港，並派軍隊進入該州絞死那些主張廢止聯邦法律的人。韋伯斯特當時堅持認為，自由不能與政治聯盟的事實分開：沒有聯盟，自由就會枯萎。這一原則在一代人之後，韋伯斯特的政治繼承人亞伯拉罕·林肯將領導國家進行戰爭來捍衞。

在參議院一場長達三萬字的雷霆演講中，韋伯斯特以"如教堂管風琴般轟鳴"的嗓音，將南卡羅來納州的行為斥為國家分裂的前奏：“當我最後一次仰望天穹凝視太陽時，但願不會看見它照耀在這個曾輝煌一時的聯邦的破碎殘骸上——照耀在分裂割據、衝突不斷的各州之上；照耀在這片因內戰而四分五裂，或許還浸透着同胞鮮血的土地上！“他以美國曆史上最著名的警句作結：“自由與聯邦，如今直至永遠，一體不可分割。“保羅先生寫道：“即便這不是上帝之聲，也是近乎完美的模仿。”

當然，韋伯斯特不僅是天才演説家。正如保羅先生通過敍述其19世紀40年代在約翰·泰勒政府及50年代初在米勒德·菲爾莫爾政府兩度擔任國務卿的經歷所揭示的，他還是位富有創造力（儘管有些不擇手段）的外交家。保羅以凝練的敍事手法，層層剖析了韋伯斯特為阻止美國與英國因緬因州北部爭議領土爆發戰爭而施展的令人目眩的外交手段。韋伯斯特的解決方案利用了據稱由本傑明·富蘭克林繪製的一幅鮮為人知的地圖，這個計謀智勝了緬因州好戰的領導層，贏得了英國同僚的欽佩，避免了戰爭，確立了與加拿大的永久邊界，並徹底改變了美英之間長期脆弱的關係。保羅寫道：“1842年後，‘這兩個英語世界巨人再未相互戰爭威脅。從此無論戰時和平時期，他們都成為堅定盟友。這正是’特殊關係’的開端。”

韋伯斯特對總統之位的渴望之強烈，堪稱美國曆史之最，卻始終未能獲得政黨提名。即便在事業巔峯期，他也只是備受敬重而非愛戴，缺乏傑克遜或克萊那種親民魅力。1850年，68歲的他已是強弩之末。在全國範圍內，他精心設計的奴隸制立場正被北方毫不妥協的廢奴主義與南方狂熱的蓄奴激進主義所取代。因酗酒惡習的摧殘，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兩年後這將奪去他的生命。他對《逃奴法案》的支持，有時被解讀為企圖在1852年總統提名中爭取南方支持的絕望之舉。但正如保羅先生所指出的，這一立場使他在北方失去的選票，遠多於在南方可能獲得的。韋伯斯特將自己對1850年妥協案的堅守視為道德行為：他相信屈從南方要求能拯救聯邦——事實的確如此，儘管只是暫時的。

這項妥協案延緩了南方某些州的分離運動，承認加利福尼亞為自由州，終止了首都的奴隸貿易，同時向廣袤的新墨西哥領地開放奴隸制。（韋伯斯特等人堅稱，如此乾旱貧瘠之地奴隸制絕難興盛。）1850年的北方遠未做好為聯邦而戰的準備，不似十一年後——彼時《德雷德·斯科特案》判決（以全盤剝奪非裔美國公民權利的方式點燃反奴隸制怒火）、堪薩斯流血衝突（圍繞其蓄奴州或自由州地位）以及1859年約翰·布朗的殉難（其激進廢奴主義預示了即將到來的戰爭）已徹底改變了局勢。

作為1850年妥協案的關鍵推動者之一——其主要設計者是亨利·克萊和斯蒂芬·道格拉斯——韋伯斯特認定自己必須為維護聯邦而犧牲個人前途，他深知這一立場將終結自己的民選官職生涯。當然，1850年妥協案並未如其制定者所願成為永久解決方案。但它為聯邦贏得了寶貴的喘息之機。當戰爭最終來臨時，北方已做好戰鬥準備並具備獲勝實力。透過當今視角，韋伯斯特在妥協案中的角色或許稱不上英勇典範。但置於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中，這恰恰就是勇氣的體現。

博德維奇先生的最新著作是《戰爭中的國會：共和黨改革者如何打響內戰、違抗林肯、終結奴隸制並重塑美國》。

原文刊載於2022年11月12日印刷版，標題為《不可分割的統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