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紛爭需要超我來解決——《華爾街日報》
Lance Morrow
有人學到了什麼嗎?
中期選舉給人們上了一堂老生常談的課:關於預測的危險性、過度渲染的敍事線索以及那些過於生動宏大反而弄巧成拙的比喻(比如"紅色海嘯")。選舉結果暗示了一個有趣現象——當選民面對平庸選擇時,會做出微妙而體面的權衡。最終,現實壓倒了所有預設劇本。值得欣慰的是,美國人並不像政客和媒體精英想象的那般 predictable。
但這個選舉季最具啓發性的教訓更為微妙:結果可能預示着一種窘迫感正在美國公民意識中蔓延。人們開始隱約意識到當前亂局既是這個國家應得的,也是其必須承擔的責任。這種窘迫感——甚至羞恥感——自有其意義。
這種自我不適與21世紀人們體驗歷史的方式相關。過去幾年美國人逐漸意識到,眼前上演的諸多鬧劇本質上都是即時過時的垃圾:唐納德·特朗普式的巴納姆馬戲團,喬·拜登式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取消文化"要麼友善要麼滾蛋"的教條主義,橫行街頭的準軍事瘋子,墮落的性別執念,攻擊性武器,細菌政治,娛樂性搶劫,縱放重罪犯的法律,疫情下的無家可歸者,毫無意義的萬億債務,洞開的邊境和偽善——所有這些沉悶的文化編程開始顯得破舊過時、荒誕可笑。
我們眼前的世間萬象已然陳舊。然而,我們似乎被束縛在這荒謬的輪迴中,註定要重複。美國需要一支新的作家隊伍。
當我凝視特朗普先生時,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個歷史時代的臃腫剪影,一個像格羅弗·克利夫蘭或切斯特·A·阿瑟那樣的人物。曾幾何時,美國知識分子談論着尋找一個"可用的過去"。而今天的美國,陰鬱地尋找着一個可行的現在。一個新的現在——拜託了。為什麼美國人被困在這些荒謬之中?他們隱約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他們模糊地記得,他們曾經做到過。
無論其悲劇和恐怖有多少(確實很多),20世紀似乎是真實的。但沒人能確定21世紀,這個充斥着歇斯底里和幻覺的時代。歷史是嗑藥了嗎?還是一種職業摔跤,僅僅是一場表演,一場騙局?
人類大腦獲得了新的工具——輔助電子設備,這些設備以某種險惡的方式,帶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與算法相連。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已經無處不在。因此,在21世紀心理政治的圖景中,歇斯底里和幻覺成了公眾心智的主食。人類慣常的瘋狂已經被數字化地放大了。
在這樣的條件下,很難運行一個理智的文明,但人們會適應。所有快速的變化都會讓世界暫時顯得不真實。19世紀初,蒸汽時代伊始,人們相信以每小時超過15英里的速度乘坐火車會導致精神錯亂。隨着火車速度加快,女性的子宮會飛走。中期選舉可能是這個國家在與新的物理學和形而上學達成妥協的信號。
弗洛伊德的模型或許仍有其價值。試想2022年美國的本我、自我與超我處於何種狀態。問問看這三者中誰在主導其他兩者——誰在這個國度掌權。
答案依然是最糟的那個:卑劣的本我——那個老搖滾明星,60年代的殘骸,依舊散發着腥羶色情的氣息,只不過它在青年時代的放縱(無拘束的性愛、消遣性毒品、激進政治)在21世紀已固化成大規模色情氾濫、致命毒品和巴爾幹半島式根深蒂固的激烈政治分裂。美國人曾覺得迷人的本我,如今已腐朽可怖。
與此同時,美國的自我遍體鱗傷,浸淫在罪惡感中,早已被説服相信無論其早先如何自詡,這個國家的本質就是個邪惡騙局。
剩下的只有超我——那幾乎被遺棄的宗教、教育、理想與品格的殿堂。重建若有可能,必將在此進行。美國正在覺醒的羞恥感應當退守超我並在此安營紮寨。我願相信,即將辭去參議員職務出任佛羅里達大學校長的本·薩斯心中正有此等考量。
莫羅先生是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著有即將於一月出版的《打字機的喧囂:新聞業回憶》。
11月8日底特律選舉工作人員清點缺席選票。照片:吉姆·韋斯特/祖馬出版社刊登於2022年11月15日印刷版,標題為《美國的不和諧看起來需要超我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