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老最困難的部分：接受自己正在變老——《華爾街日報》

去年，我在四個月內接連接受了兩側膝關節置換手術。原本期待的是健康狀況——能繼續和丈夫旅行、陪伴孫輩玩耍、與朋友打網球。

沒想到收穫的卻是認知蜕變。

別誤會：手術本身很成功。但康復過程中的疼痛與虛弱，加劇了我對衰老、失能及晚年生活的恐懼。

每次術後都需要丈夫協助洗澡、送餐，最讓我難堪的是他總要確認我的狀態。當請弗雷德幫忙穿脱壓力襪或更換冰敷機時，我總會焦慮得全身緊繃，害怕自己成為負擔，甚至擔心他會不堪忍受地離開。那個曾經獨立的自己，如今連基本康復護理都需依賴他人，這種羞恥感揮之不去。

母親的鏡像

這種對脆弱的恐懼讓我想起數月前探望93歲失智症母親的情景。這位經歷過兩段婚姻、送別過兩位妹妹的前教師，曾是山嶽會徒步向導和動物園講解員，直到失智症奪走她的記憶與自理能力。

母親向來崇尚極簡：短髮素顏，婚戒是唯一首飾。可那天見她時，白髮被天鵝絨髮箍束起，指甲塗着藍綠色甲油，身上蓋着米妮毛毯——連最後的審美堅持都被剝奪了。

當我走進她的房間時，看到她正抗拒着護工試圖在牀上給她擦洗。目睹這一幕讓我為她感到難堪，看着她無助的樣子，我的心都碎了。

但我也為自己感到羞愧，擔心自己老去時也會像想象中她那樣失去尊嚴——穿着別人挑選的衣服，被一羣幾乎不認識的護工圍着。我害怕自己會變成一個沒有身份的人，只剩下一個標籤：老人。這種不安讓我渾身不自在。

焦慮愈演愈烈。有一天我需要複查膝蓋，但弗雷德沒空送我。我還不能開車，只好不情願地讓女兒安德莉亞接送。她樂意幫忙，我很感激。但依賴子女的感覺很陌生，這徹底改變了我們之間的關係。

當然，我以前也常讓安德莉亞幫忙解決電腦問題，但為年齡相關的健康問題求助更讓我難受，因為我知道情況只會更糟，而我（和弗雷德）將不得不放下尊嚴接受孩子們的照料。畢竟我才是母親，是保護孩子的人，不該反過來。這種依賴像大自然開的殘酷玩笑。想到要成為他們的負擔，我就痛苦不已。

孫女的探望

術後某天，安德莉亞帶着5歲的孫女海莉來看我。海莉穿着全套護士服，戴着塑料聽診器。她遞給我一個小鈴鐺，説需要時就搖鈴。幾分鐘後她過來提醒：“奶奶你不需要什麼嗎？記得搖鈴呀。”

我嘗試配合她玩遊戲，但內心卻對那個癱在沙發上、呼喚看護的自己感到抗拒。即便這對孫女來説只是有趣的遊戲，卻精準戳中了我的焦慮。我曾是一名忙碌的醫療從業者，是患者依賴的對象，負責診治、處理問題、化解危機並掌控全局。如今無法為社會貢獻價值讓我覺得自己懶惰、不值得尊重，這個更脆弱的自我顯得如此陌生。我希望海莉記住的是教她打網球的祖母，而不是虛弱躺在沙發上的外祖母。

但當我沉浸在這些思緒中時，突然意識到——海莉根本不在意我是哪種祖母。她只想和我在一起。我發現自己一直被對衰老和依賴的恐懼所吞噬，卻未能理解：就像海莉一樣，我關心的所有人——丈夫、子女、孫輩和朋友——他們只想陪伴着我，無論健康或疾病，獨立或需要照料。直到此刻，我才真正開始珍視他們的善意。感激之情奔湧而出——為親友，為新換的膝蓋，為無論以何種形態陪伴我度過餘生的身體。

學會放手

我放下了其他心理鬥爭，不再執着於掌控不可避免的身體衰退和依賴。我決定按時服用止痛藥，不再通過剋扣藥量來證明自己不需要它。我放棄了為讀書會啃讀大部頭傳記，轉而沉迷觀看《處女情緣》——這更符合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最終我向疼痛及其帶來的限制妥協，尊重身體對休息的需求——這是康復的重要條件。當物理治療師建議我暫時使用助行器矯正步態時，我終於接受了這個提議。

當我的孫女用玩具聽診器聆聽我的心跳時，我意識到擔心弗雷德會厭倦我的依賴是一種非理性的恐懼——在37年的婚姻後，這種擔憂不太可能成真。更何況，我也會為他做同樣的事。婚姻不僅是美好的事物，更意味着勇於承擔艱難的責任。

至於需要子女照顧，這正是生命的輪迴。我曾陪伴母親走完人生最後旅程，不斷提醒護工她曾是妻子、母親、教師和徒步愛好者，讓他們知道她並非生來就是如今這般茫然狀態。通過講述她的故事，我讓她的存在不被遺忘。在照顧臨終母親的過程中，我找到了人生意義。希望有朝一日需要時，我的孩子也能如此對待我，向看護者講述我曾是誰——母親、祖母、妻子、姐妹、醫生、作家、網球愛好者。

很快，膝蓋上醒目的紅色疤痕開始褪色。人工膝關節據説能使用20年。若活到九十歲，或許我會像認識的幾位女士一樣仍在網球場上揮拍，也可能像母親當年住在失智病房。這種不確定性讓我更珍惜時光，與所愛之人以各種身份相互給予關懷和友誼。最終，這些聯結將成為我的支柱。

就這樣，在尋求膝蓋升級和改善健康的旅程中，我發現了更珍貴的寶藏——一種能支撐我走完人生最後階段的全新心態。

門德爾松博士是加利福尼亞州的一位作家。可以通過[email protected]聯繫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