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評論《同謀》：隨波逐流，逃避責任

柏林抗議者。圖片來源：卡斯滕·科爾/蓋蒂圖片社企業瀆職行為屢見不鮮，其危害遠超對公司利潤的影響。據估算，普渡製藥推動阿片類藥物使用是2010年代中期美國人均壽命下降的最大單一原因。此外，大眾汽車2008至2015年間通過欺詐手段通過排放測試的柴油發動機造成的污染，估計導致45,000個傷殘調整壽命年的損失。

當此類醜聞爆發時，害羣之馬很快被揪出。薩克勒家族的名字——曾因普渡製藥的成功財富而冠名美術館與建築——如今已聲名狼藉。大眾汽車排放合規經理奧利弗·施密特最終鋃鐺入獄。但將所有責任歸咎於突出的惡人未免過於簡單。行為倫理學家馬克斯·H·巴澤曼在《同謀》中指出，“同謀者”（他定義的被動助長惡行者）“總是環繞在最著名的作惡者周圍”。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堅稱這種同謀者包括你我這樣的人。

巴澤曼指出，同謀有多種形式，其中兩種尤為突出。首先是"真正共謀者"，其目標價值觀與作惡者高度重合。普渡製藥成癮性止痛藥奧施康定的分銷商，與製造商同樣渴望提升銷量。

此外還有一類"共謀者"，他們與主要作惡者的目標和價值觀不同，但只要有利可圖就樂於助紂為虐。例如下薩克森州的工會和政府，為維護成員利益和税收財源，對大眾汽車作弊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類故事已屢見不鮮，但巴澤曼教授的講述讓不當行為的真實規模觸目驚心。他尖鋭批評亞當·諾伊曼的WeWork"騙局"和伊麗莎白·霍姆斯的Theranos欺詐案——以及那些默許或串通的行為。他承認這些案例除了證明世上從不缺不講道德的投機者外，幾乎沒有借鑑價值。

更具啓發性的，是巴澤曼所稱"日常共謀"的案例——這種共謀可能出於無意，但仍屬不道德行為。比如我們可能參與建立或維持不道德的組織結構。醫藥行業各方共同維繫着這樣一個體系：醫生收取藥企饋贈和演講費，隨後在處方時就會傾向使用該企業藥物。太多人自欺欺人地認為臨牀判斷不會受這些小恩小惠影響，儘管證據表明事實恰恰相反。或許更耐人尋味的例子是，人們心照不宣地維持着企業審計師"獨立"的假象，而實際上他們"明顯偏向取悦客户，並受到利益衝突影響"。

另外兩種形式的共謀利用了人們普遍樂於合作與互助的心理。任何組織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服從權威和忠誠，但過度就會導致對錯誤行為視而不見，甚至主動支持。同樣，信任是好的，但當我們對同事過度信任時，就會在紅燈明顯閃爍時迴避質疑他們。

巴澤爾曼先生坦率承認自己曾在一篇學術論文中共謀欺詐，他將這一道德失誤歸因於過於相信合著者關於可疑數據可靠的保證。即使當數據明顯造假時，他對和諧的渴望使他簽署了一篇後續論文，該論文承認了缺陷，但批評力度本應更強。他還認為自己沒有足夠努力撤回原論文。

巴澤爾曼先生承認自己共謀的這些和其他場合可能看起來像是嚴厲的自我鞭撻：畢竟，他的錯誤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往往出於良好的動機。但這就是重點。我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堅持最高標準，因為很容易陷入共謀，而挑戰不當行為往往非常困難。

巴澤爾曼先生指出，我們必須不斷與心理偏見、邏輯缺陷和情感弱點作鬥爭。我們有一種“不作為偏見”，使我們比行動更寬容地評判不作為，即使我們同樣有責任。當我們間接造成傷害時，似乎比直接造成傷害更不嚴重，儘管我們可能同樣應受譴責。我們也會不知不覺地從輕微過失滑向嚴重違規。此外，還有純粹害怕揭發錯誤行為帶來的後果。

巴澤曼先生對共謀行為的列舉令人警醒。他關於共謀為何發生的解釋令人信服，並在書末試圖提出我們該如何應對。他建議嘗試改進工作流程、結構以及職場文化，這一處方若能更詳細闡述具體實施方法會更有裨益。他還鼓勵我們從集體行動中汲取力量，尋找同樣意識到問題的盟友。可以説最重要的預防措施是花更多時間釐清我們的道德價值觀和底線所在。“預先思考價值觀和情境能增加我們拒絕並直面不道德行為的可能性，“他援引研究數據論證道。

即便如此，相較於避免成為共謀者的建議策略，讀者更因共謀行為形成的輕易與自然感到沮喪。或許領導者既需要績效教練也需要道德教練：只要這些道德導師不被賦予動機去合理化（而非質疑）其權勢客户的價值觀和行為。

巴吉尼先生是《世界如何思考》的作者。

刊載於2022年11月17日印刷版，標題為《隨波逐流，規避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