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曾實現的經濟奇蹟 - 《華爾街日報》

1985年夏天，我作為瑞士日內瓦大學的留學生啓程赴華學習漢語。中國外交部將我分配到天津南開大學就讀。天津是毗鄰海的直轄市，擁有500萬人口，距離北京不遠。

與所有中國大城市一樣，天津在1950年代蘇聯專家協助下修建了寬闊的林蔭道網絡。當時中國幾乎無人擁有私家車，自然不存在交通擁堵。但在與公交車、卡車及零星轎車分隔的車道旁，密密麻麻的自行車通勤者們安靜地蹬着踏板。他們黎明即起，黃昏歸家，整座城市晚上9點便歸於沉寂。入夜後，我時常能在路燈昏黃的光線下獨享六車道的空曠。

如今的天津規模已擴大三倍，天際線閃耀着璀璨的摩天大樓，城市版圖彷彿是由無數住宅樓和辦公園區組成的無盡聚合體，高達2000英尺的天津金融中心在任何角落都清晰可見。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過去四十年的發展與物質進步有目共睹。然而，我昔日的師長們及其繼任者仍住在與過去相同的破舊混凝土公寓樓裏，在天津這類城市——尤其是中國農村——稍加探尋，仍能輕易發現觸目驚心的貧困與匱乏。

表象往往具有欺騙性，對於中國備受吹捧的"改革開放"時期尤其如此。自1980年代起的二十年間，中國領導層表面上將國家從嚴格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與政府管控的獨特混合模式，這種模式常被視為中國實現相對繁榮的關鍵。2005年起許多改革措施被叫停甚至逆轉，但改革時期奠定的框架仍塑造着現代中國經濟的基本輪廓。多年來中國人民被灌輸着經濟奇蹟的敍事，像天津這樣的城市面貌鉅變似乎也印證了這點。

事實上，所發生的一切不僅稱不上奇蹟，甚至與“改革”相去甚遠。在新冠疫情暴發前，我曾花費數年時間遍訪中國各地，研究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共檔案。獲取資料的便利程度有時令人驚訝，而我的發現也極具啓發性。

鄧小平在1992年一語道破天機，當他主張擴大合資企業與外資引進時提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主義工具。”在他看來，黨對擴大開放無需擔憂，因為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本、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始終掌握在國家手中。即便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共產黨仍能為其扶持的企業提供廉價土地、能源和原材料，更不用説受國家管控的廉價人工與匯率優勢。

改革始於1984年，通過推行承包責任制激勵企業創收以充實國庫。多勞者多得，最具開拓精神的班組可部分脱離計劃經濟，專為市場生產商品和服務——這一切都建立在企業國有制不變的基礎上。

鄧小平為中國經濟設定了7%的增長目標，並將相應指標分配給國有企業。承包制允許地方政府保留盈餘並在市場出售，於是各地開始競相提前達標。官方數據顯示，工業增長率隨之飆升：從1983年的略超10%躍升至1984年的15%以上，1985年更是達到驚人的22%。到21世紀初，隨着城市投資建設令人眩目的新基建，對鋼鐵、水泥、燃料等資源的需求推動經濟增長達到令人目眩的高度。

為達成並超越國家指標而展開的激烈競爭，導致部分地區資源浪費嚴重，另一些領域則出現巨大赤字。倉庫裏積壓着無人問津的商品，但幾乎沒有工廠因此倒閉。它們反而揹負更多債務，生產出更多滯銷產品——從建築構件到電風扇、自行車和牀墊。到21世紀初，中國約90%的工業品長期供過於求。為維持這種生產，中國需要持續消耗自然資源，這給全球供應鏈帶來巨大壓力。

檔案顯示，官員們早在新政初期就意識到改革中的矛盾。計劃經濟殘餘與某位經濟學家所稱"經過篩選、消毒、局部、截斷、限制且支離破碎的市場及私有財產政策"相互交織。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經濟學教授劉國光指出，其結果是"一個混亂的經濟體系"。

知識產權私有制在這個體系中毫無立足之地，而剽竊行為在黨內各級都受到公開鼓勵。1983年，兩個政府部門聯合下發關於仿冒品的指令，指出鑑於國家法律義務，對此類商品需"更換產品名稱"。正如一份報告所述：“我們需要統一的仿製方案”，以確保"仿製設備的質量可控"。

計算機技術仿製在1980-1987年擔任總理的趙紫陽閲讀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後變得尤為重要。該書預言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後，第三次革命將以計算機為基礎。1983年10月，趙紫陽提出直接跨越第二次浪潮：“時不我待，機不可失”。為躍入數字時代，中國必須通過模仿和逆向工程複製外國產品。

2013年3月，一名中國警察走過北京查獲的成堆假冒藥品。圖片來源：Getty Images但仿製行為不僅限於計算機技術。到2001年，中國已充斥着假藥和盜版好萊塢電影DVD。中國當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引發了仿製熱潮，為此付出代價的消費者寥寥無幾：電水壺爆炸、剎車片失靈。香料含石蠟、麪條使用致癌紅色染料、米酒用廉價工業酒精勾兑。2007年，政府估計其檢查的五分之一食品和消費品不達標或被污染。

中國的金融體系同樣建立在脆弱基礎上。到1988年夏，經濟增長速度導致兩位數通脹，國有銀行無法按合同向農民支付糧食、棉花等必需品的款項。1989年天安門廣場及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既有政治不滿，也有經濟原因。黨內檔案中約五分之一涉及債務——為解決債務而放貸，因放貸產生更多債務，再放貸解決更龐大的債務。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外界觀察家常將中國描繪成穩定的堡壘。但僅寧波市就有三家信託機構存在34億元（約合4.2億美元）的資金黑洞。温州對20家放貸機構的調查顯示，其全部貸款中有三分之一必須核銷。央行屢次出手救助的不僅是幾家銀行，而是整個銀行體系。

從檔案中浮現出的景象與許多人對當今中國的印象大相徑庭。遠觀之下，這個國家光鮮亮麗的城市或許像一艘令人印象深刻的整潔油輪，船長和他的副手們驕傲地站在艦橋上，但在甲板下，水手們正拼命抽水和堵漏以維持船隻不沉。

迪科特先生是香港大學的人文講座教授。本文改編自11月15日由布盧姆斯伯裏出版的《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超級大國的崛起》。

更正與補充

1997年寧波市三家信託公司持有的債務相當於約4.2億美元。本文較早版本錯誤地寫成了約280億美元。（11月21日更正）

2011年上海廣告牌上的鄧小平，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見證了中國新企業的激增。照片：奧利維爾·舒沙納/Gamma-Rapho/Getty Images刊登於2022年11月19日印刷版，標題為《中國經濟奇蹟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