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擇校現象顯著增加——《華爾街日報》

疫情期間，家長們前所未有地利用了各種教育選擇，以至於未來幾年的K-12教育可能會與疫情前大不相同。

根據全國公立特許學校聯盟的最新報告，2019年至2022年間，特許學校的入學率增長了7%，而同期傳統公立學校的入學率下降了3.5%，即近150萬學生。天主教學校的入學率同樣有所上升，今年全國範圍內的入學率增長了3.8%，這是二十多年來的最大增幅。

除了從傳統公立學校轉向特許學校和教會學校外，成千上萬的家庭通過為子女創建“學習小組”或“微型學校”來應對新冠疫情。這包括將小羣學生聚集在一起，由聘請的教師或家長志願者進行教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研究機構“重塑公共教育中心”一直在研究這一現象，其發現頗具啓發性。

在今年早些時候發佈的一份報告中，重塑公共教育中心指出，創建學習小組的家庭中，有58%不僅更喜歡這種形式，而不是疫情期間的遠程學習和混合學習選擇。他們還更喜歡這種形式，而不是疫情前在傳統公立學校的經歷。非白人家庭比白人家庭更有可能表示，學習小組提高了孩子的整體幸福感和對學校的態度，而且他們對學習小組教師的信任度超過了疫情前傳統公立學校的教師。

在最近一次關於黑人家庭中學習艙流行的討論會上，家長倡導組織“奧克蘭觸達”的拉基莎·楊表示，這一運動源於必要性。“我們看到我們的[學校]系統沒有回應我們家庭和社區的需求。”另一位小組成員、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兼微型學校聯合創始人馬克辛·麥金尼·德羅伊斯頓指出，疫情只是“加劇了黑人家長對學校已有的不滿”。“許多這樣的學習中心和艙室仍在持續，因為一旦人們嚐到了另一種可能性的滋味，他們就想堅持下去。”

美國有着黑人自主掌握教育事務的悠久傳統。20世紀初，布克·T·華盛頓與慈善家朱利葉斯·羅森沃爾德合作，為南方黑人建立了數千所優質學校。20世紀60年代，加利福尼亞的黑人活動家在奧克蘭和洛杉磯的貧困地區開辦學校。瑪瓦·柯林斯在20世紀70年代為芝加哥的黑人兒童創辦了一所學校，而傑弗裏·加拿大則在20世紀90年代在哈萊姆區做了同樣的事情。

學習艙與特許學校一樣，因加劇學校隔離而受到批評。亞特蘭大一位公立學校官員在《紐約時報》上寫道，學習艙“加劇了不平等、種族隔離和學校內部的機會差距”。但是，黑人兒童需要坐在白人兒童旁邊才能學習的證據在哪裏？美國一些表現最好的公立學校是學生羣體絕大多數為黑人和拉丁裔的公立特許學校。如果種族多樣性對課堂學習如此重要，那麼日本和韓國等基本上沒有這種多樣性的國家的兒童，為何在國際測試中經常勝過美國學生？

在其他任何語境下，這些學習小組和特許學校一開始就不會被視為種族隔離，因為除了個人偏好外並無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你去聽交響樂，發現觀眾中黑人很少，你不會認為音樂廳存在種族隔離。但如果有人在黑人聚居區創辦特許學校或學習小組，而其他族裔不報名，反對教育選擇權的人就會讓你相信其中必有貓膩。

選擇替代教育方式的黑人家長明白，學校的質量並不取決於班級的種族構成。然而對當今的民主黨而言，種族平衡才是最高優先級——即便這意味着讓低收入少數族裔繼續被困在暴力頻發、成績墊底、由最缺乏經驗的教師執教的學校裏。

過去兩年間，拜登政府和進步派議員在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等激進組織的支持下，一直試圖遏制特許學校的發展。反對教育選擇權的教師工會恰巧是該協進會、國會黑人核心小組及民主黨整體最大的金主之一，這絕非巧合。

如果針對學習小組的政治攻擊不僅持續還不斷升級，請別驚訝。它們的受歡迎程度——尤其在黑人家長中——並不能使其免於責難。對教育現狀的維護者而言，它們就是一種威脅。

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市的三年級學生，11月15日。照片：阿爾伯克基日報/Zuma Press刊登於2022年11月23日印刷版，標題為’新冠疫情期間擇校制度取得重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