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締造者》評論：羅納德·里根的冷戰 - 《華爾街日報》

1992年的羅納德·里根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圖片來源：Mark Lennihan/AP/Shutterstock“有人説我過於簡化，但簡化與簡單之間存在區別，”1977年1月，羅納德·里根在家中接待訪客時説道，“許多複雜的事情，只要深入思考，就會變得非常簡單。”片刻停頓後，他繼續道：“基於此，我的冷戰理論是——我們贏，他們輸。你覺得如何？”

來訪的共和黨官員理查德·V·艾倫聞言震驚不已。他在政府任職多年，從未聽過有人主張美國應在冷戰中以戰勝蘇聯為目標。遇到價值觀與目標如此契合的領導者令艾倫激動萬分。他原本只想請這位加州前州長支持自己競選新澤西州長，離開時卻決定解散自己的探索委員會，轉而加入里根1980年總統競選團隊擔任外交政策顧問。

里根堅信冷戰能夠取勝的信念在當時實屬異類。彼時共和黨與民主黨均認為美國正在衰落，共產主義在阿富汗、非洲、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勢頭正盛。1980年，吉米·卡特總統營救伊朗人質失敗後更顯得束手無策。中情局誤判蘇聯經濟持續增長，軍控與緩和政策（即直接談判）佔據主流。

威廉·英博登的權威外交史著作《和平締造者：羅納德·里根、冷戰與瀕臨邊緣的世界》揭示了里根成為非凡總統的特質，他為蘇聯共產主義的崩潰創造了條件。里根與他幾位前任以及大多數繼任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在1977年那一天所展現的民主理想主義。

幾乎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里根都拒絕了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建議，尼克松的現實主義世界觀將中國置於日本之上，地緣政治置於經濟之上，均勢置於勝利之上，穩定置於人權之上。里根設想了一個未來，高科技、對自由和尊嚴的普遍承諾，以及願意冒險與敵人對抗，將導致全球民主革命並最終廢除核武器。

德克薩斯大學克萊門茨國家安全中心主任英博登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里根既不尋求對蘇聯的綏靖，也不尋求戰爭，而是希望通過談判使其投降。他相信，將武力與外交相結合將在多個方面對蘇聯體系施加壓力，並迫使共產黨人任命一位願意做出讓步的領導人。他的國防建設既注重數量也注重質量：隱形飛機和精確制導導彈等先進武器使美國在蘇聯龐大戰爭機器的數量優勢中獲得了競爭優勢。

里根還批准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展示美國的能力以及與盟友的協調。他對技術實施出口管制，削弱了蘇聯的創新和增長。他支持反共叛亂。他對宗教自由的倡導激勵了鐵幕後的異見人士。

里根對核戰爭的恐懼使他構想了一個核武器將被淘汰的世界。英博登先生敍述中穿插着里根多次預見核災難可能性的經歷：1979年，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揮官告訴他美國對蘇聯導彈襲擊毫無防禦能力；1981年，他乘坐名為"末日飛機"的特別空軍一號，這架專為抵禦核輻射改造的座機；1982年，他成為首位參與代號"常春藤聯盟"政府連續性演習的總統，在模擬核交火摧毀他深愛的國家時束手無策。

次年春天，里根提議研發能在核導彈擊中目標前實施攔截的技術。他的國防部長和國務卿都反對這項"戰略防禦計劃"。反對者大有人在——眾多批評者追隨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將這套反導系統戲稱為"星球大戰"。

科學家宣稱該計劃不可行，軍控專家警告這會加劇核升級風險。無人意識到里根已重新定義了有利於美國的軍備競賽。英博登寫道：“這使蘇聯陷入被動，加劇了克里姆林宮對美國技術優勢的長期恐懼。”

里根連任加速了蘇聯的衰亡。他的民意授權迫使莫斯科重啓軍控談判。當第三位蘇聯領導人在次年春天相繼去世後，政治局提拔改革派戈爾巴喬夫擔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令幕僚評估這位美國對手，幕僚報告稱：“里根正頑固爭奪國際事務主導權，企圖在’偉大和平締造者總統’的夢想框架下解決諸多問題。”

1985年11月，兩位領導人在日內瓦會晤。峯會前，里根再次打破尼克松的慣例，明確向團隊表示任何裁軍協議都不會影響其人權政策或國防開支。他與戈爾巴喬夫的交流友好但未獲實質成果：戈爾巴喬夫拒絕接受里根對蘇聯侵犯人權的批評，而里根也不願放棄戰略防禦計劃。次年他們在雷克雅未克再度會面時，戈爾巴喬夫再次要求里根終止導彈防禦計劃。里根予以拒絕，空手返回美國。

至少表面如此。因博登先生詳述了蘇聯當時承受的多重壓力：里根的能源政策與沙特聯盟導致油價暴跌，掏空了克里姆林宮的金庫；援助反蘇自由戰士的"里根主義"使莫斯科失血耗財。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領導的宗教復興運動動搖了蘇聯對東歐統治的合法性。戈爾巴喬夫推行的公開性與改革政策激發了俄羅斯內部更大的自由訴求。而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暴露了蘇聯基礎設施的破敗與共產主義政府的治理困境。

至1987年春，蘇聯同意將戰略防禦計劃與里根提出的"零選項"提案脱鈎——該提案要求雙方從歐洲撤除中程核力量（INF）。里根頂着美國保守派盟友的批評接受了蘇聯的提議。他的自由戰略正在開花結果。當年12月，戈爾巴喬夫赴華盛頓簽署《中導條約》。次年5月，里根首次訪問俄羅斯，在列寧雕像下對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生説道：“擁有選擇權的人民永遠會選擇和平。”

戰略防禦計劃（SDI）是一場成功的豪賭。隨着英博登先生逐年回顧1980年代，人們既會想起里根的勇氣，也會意識到歷史的偶然性。如果里根在1981年春天屈服於刺客的子彈，如果他在那年夏天允許航空管制員保留工作，如果他在1982年聽從尼克松的建議而不任命喬治·舒爾茨為國務卿，如果1983年9月蘇聯擊落韓國客機引發的危機演變成戰爭，或者如果經濟到1984年11月仍未復甦——這些假設中任何一個成真，里根的夢想都可能無法實現。里根的反對者聲稱，他對人權和導彈防禦的頑固支持不僅適得其反，還分散了與蘇聯建立良好關係的注意力。他並未屈從於對現實的普遍認知，而是致力於創造有利於自由擴張的新局面。

《和平締造者》並非簡單的頌揚之作。英博登批評了這位第40任總統的管理風格和迴避人際衝突的傾向，指出這兩項弱點正是幾乎導致里根遭彈劾的伊朗門事件背後的原因。他指出，里根在冷戰時期展現的清晰視野與堅定目標，在中東地區的複雜局勢中卻迷失了方向。作者還對里根時而對與美國結盟的反共獨裁政權採取曖昧態度提出批評（這種批評或許有些過度）。畢竟即便是里根本人，也並非時刻都符合"里根主義"的標準。

然而，這部全面而審慎的著作揭示了一位總統當理解美國利益與理想的一致性時所能創造的奇蹟。在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裏，這位和平締造者始終堅守立場。最終，一個邪惡帝國轟然倒塌。

康蒂內蒂先生是美國企業研究所帕特里克與夏琳·尼爾美國繁榮講席教授，著有《右派：美國保守主義百年戰爭》一書。

本文發表於2022年11月26日印刷版，標題為《我們贏，他們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