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關於中國後毛澤東時代的書 - 《華爾街日報》

1976年的鄧小平。圖片來源：Bettmann Archive西方對共產黨中國的許多傳統認知中，有一個觀點幾十年來尤其頑固且未經挑戰。這種觀點認為，1978年至1989年間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是當今我們所知的中國——一個渴望挑戰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經濟巨人——的主要締造者。這種教條認為，中國最好被分為鄧小平之前和鄧小平之後兩個時期，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中國現在的終身強人習近平，習近平謀求主宰世界的野心不僅不加掩飾，而且可以説觸手可及。

當今研究中國的最嚴謹的歷史學家之一馮客(Frank Dikötter)不同意這種觀點。按照他打破傳統的看法，現代中國的真正締造者不是鄧小平，而是1989年至2002年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1993年至2003年擔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雖然馮客沒有用這些確切的字眼來表述這一判斷，但任何讀過《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超級大國的崛起》(China After Mao: The Rise of a Superpower)的人都會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塑造中國方面，江澤民比鄧小平做得更多。

馮客寫道，與同僚不同，江澤民“略通幾門外語”，他喜歡“在與外賓閒聊時炫耀”。他偶爾還會突然唱起歌來，這讓西方一些人誤以為他有點小丑的特質，併為此付出了代價。但馮客説，正是江澤民在1989年將打擊“和平演變”概念作為黨的目標。這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早在1957年提出的一個概念，旨在幫助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家和平地向民主過渡。毛澤東當時認為這一概念構成致命威脅，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挫敗這一概念。

當江澤民目睹柏林牆倒塌時，他愈發堅定信念。1989年6月4日，波蘭團結工會在選舉中獲勝的同一天，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遭到鎮壓。中國必須與這種思潮劃清界限，6月24日就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宣佈"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是統一的"，並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正是他力推華為等科技巨頭髮展；主導這些企業赴海外上市融資；號召它們"走出去"開拓全球版圖；將新疆定位為國家整合戰略要地；要求所有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2001年，他更成功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這是江澤民的重要政績。正如迪克特所述，憑藉中國政府不僅掌控匯率，更能調配生產要素——為中企提供廉價土地、勞動力、原材料和能源——世貿組織內無成員國可與中國抗衡。耐人尋味的是，當年許多美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入世"將縮小美中貿易逆差。另有學者主張中國政治改革必將隨經濟改革接踵而至（用迪克特的話説"如同牛車必然跟隨耕牛"），甚至預言2015年前中國將實現民主化。 然而現實是，此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持續擴大，而所謂"更廣闊歷史力量的展開"——即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從未實現。到2015年，習近平的領導地位已堅如磐石。

迪克特先生是香港大學的教授——人們不禁好奇他還能在這個職位上待多久——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他以三部曲著作聞名，這三本書講述了中國從1945年（即毛澤東"解放"中國前四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期間的歷史。這位在瑞士長大的荷蘭人用優雅的英文寫作。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毛澤東的大饑荒》開篇便令人難忘：“1958至1962年間，中國墜入了地獄。”

有人將迪克特比作中國的羅伯特·康奎斯特，因為他揭露了毛澤東統治時期大規模屠殺的真相。但這個與英國曆史學家的比較並不恰當：康奎斯特作為開創性歷史學家，當年沒有機會查閲蘇聯檔案（後來檔案開放後，他的研究自然得到了證實）。而迪克特在撰寫三部曲前，花了十年時間研究中國各地檔案館的黨史記錄。他告訴我們，這本新書基於中國十餘個檔案館約600份文件，以及李鋭的日記。李鋭曾擔任毛澤東的私人秘書，1959年因（用迪克特的話説）“提及饑荒"被監禁20年。這些日記記錄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為止，迪克特對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敍述也在此處畫上句點。

在《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中，除江澤民和鄧小平外，最突出的人物是1980-1987年任總理、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這位在天安門事件後不久下台的領導人，在西方常被浪漫化——尤其受到那些因其看似開明的傾向而對他產生強烈好感的歷史學家和漢學家的推崇。哥倫比亞大學前講師、現任拜登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的朱利安·格維茨就是其中一位。在《永不回頭：中國與1980年代被禁的歷史》中，趙紫陽被塑造成近乎莎士比亞戲劇尺度的英雄。該書旨在刷新人們對趙紫陽在塑造現代中國中所起作用的認識，並重振其作為政治家的光輝形象。

趙的故事，更不用説他在中國官方歷史中的被抹去，與鄧小平密不可分。鄧小平被廣泛認為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個人推手。然而，格維茨先生堅持認為，“鄧小平經常不參與政策制定的細節”。他認為，對鄧小平的神化掩蓋了趙所扮演的角色，並忽視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充滿非凡、開放辯論、競爭和想象的時期”。（相比之下，迪科特先生認為這個時代是政策變革無能導致增長不平衡、鉅額債務和通貨膨脹的時期，所有這些在1989年將中國推到了內戰的邊緣。）

格維茨先生強調了趙在天安門廣場危機中所扮演的調解角色，這場危機在學生要求言論和集會自由以及公佈政府領導人的收入和財產時達到高潮。儘管鄧小平曾表示“這不是普通的學生運動，而是動亂”，趙還是向抗議學生提供了對話。他還在亞洲開發銀行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大多數學生“並不反對我們的基本制度”。這激怒了鄧小平，趙反對《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也激怒了他，該社論稱學生的目的是“破壞穩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格維茨先生告訴我們，鄧小平的女兒鄧楠在一次電話中對趙大發雷霆。）在一個絕望的最後姿態——他的政治自殺行為——趙在凌晨5點走出去會見駐紮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懇求他們結束抗議。“你們和我們不一樣，”他告訴他們，指的是他自己和黨的領導層。“我們已經老了，不重要了。”那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格維茨先生問道——如果中國人被允許瞭解上世紀80年代那段所謂被掩蓋的歷史，會怎樣？在那段歷史中，追隨趙紫陽的步伐，一種超越鄧小平所願的自由主義正奮力生根。“這會導致共產黨極度恐懼的可怕混亂嗎？”他認為不會。這位充滿理想主義的作者寫道，“可以想象一箇中國，甚至是由中共統治的中國，會為趙紫陽平反”，並“甚至就天安門事件道歉”。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迪科特對趙紫陽的評價要低得多，將其描繪成一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相當笨拙無能的人物。他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許下無法兑現的承諾，在此過程中令他的上司兼導師鄧小平難堪。迪科特還指出，趙紫陽的自由主義被嚴重誇大，他引用1987年趙紫陽與東德領導人埃裏希·昂納克的會晤，當時趙表示一旦生活水平提高，黨將“縮小自由化範圍”。“我們，”他説，“絕不會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

閲讀這些對毛澤東之後中國截然不同的描述——格維茨的充滿懷念，迪科特的冷酷現實——你不得不懷疑，尼克松總統1972年著名的對華和解是否是個錯誤。據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轉述尼克松生前所言，這位前總統這樣評價自己與中國的協議：“我們可能創造了一個弗蘭肯斯坦。”如今許多美國人會很難不同意這一點。2020年，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在一次演講中甚至引用了尼克松的這些話，告訴聽眾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迪科特將這種深刻的不和歸咎於習近平政權。鄧小平曾警告他的同事們要韜光養晦。迪科特寫道，相反，中國“激怒了一個巨人”。

瓦拉達拉詹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的撰稿人，同時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中心的研究員。

本文曾以《重塑國家的嘗試》為題發表於2022年11月26日的印刷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