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檢察官因案件留下冗長數字痕跡而面臨數據過載——《華爾街日報》

美國紐約南區檢察官達米安·威廉姆斯將數據問題視為一場危機。圖片來源：塞斯·温尼格/美聯社2002年，當曼哈頓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對有線電視運營商Adelphia通信公司高管提起證券欺詐指控時，其案件涉及100萬頁證據。而在最近針對電動卡車公司前高管特雷弗·米爾頓的欺詐指控案件中，檢方向辯方移交的證據數量是此前的四倍。

在因Archegos資本管理公司倒閉引發的一起待決證券欺詐案中，數據量更為龐大——檢方在向法院申請六至八週時間整理材料後，已向辯護律師提供了超過700萬頁證據。

“為何需要這麼久？“美國地區法官阿爾文·海勒斯坦問道。

“這是海量信息，法官大人，“美國檢察官助理馬修·波多爾斯基表示，並補充説檢方必須對證據進行分類，“這本身就需要相當長時間。”

聯邦檢察官正被數據淹沒，因為調查對象的行為和通訊方式常留下冗長複雜的數字痕跡，這些痕跡的規模已超出司法部的技術處理能力。

這一問題在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尤為突出。由於該辦公室對華爾街事務擁有管轄權，負責處理全美最複雜的白領犯罪案件。據知情人士透露，去年上任並誓言要嚴厲打擊金融市場腐敗的檢察官達米安·威廉姆斯，將數據問題視為一場危機，並已向司法部高層提出此事。

曼哈頓辦公室已實施新的數據管理策略，包括威廉姆斯領導下新成立的電子證據部門，該部門配備專門負責文件審查的律師。辦公室近期還啓用了新的證據追蹤系統。

知情人士稱，檢察官們討論認為，若無法有效解決數據管理問題，可能不得不考慮減少案件起訴數量。

“實際上，制約白領犯罪有效起訴的最大障礙就是司法部數據基礎設施的缺陷，“前聯邦檢察官、現弗裏德弗蘭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伊蘭·格拉夫表示，“當你調查一個目標時，獲取數TB的數據——包括內部通訊、彭博聊天記錄、保存的訊息——上傳所需時間和搜索相關延遲可能讓調查陷入癱瘓。”

聯邦調查局表示，在調查2017年拉斯維加斯槍擊案時恢復了1PB的數據。照片：John Locher/美聯社這一問題遠不止紐約存在。在對2017年拉斯維加斯音樂節槍擊案（造成數十人死亡）的調查中，聯邦調查局表示恢復了1拍字節的數據。（作為對比，美國國會圖書館稱其管理的數字內容為21拍字節。）在司法部對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襲擊事件的調查中，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表示，檢察官已發出超過5000份傳票和搜查令，審查了超過2萬小時的視頻錄像，並搜索了15太字節的數據。1拍字節相當於1000太字節或100萬吉字節。舉例來説，一個小型U盤可存儲2吉字節數據。

檢察官需向部分被告提供的大量證據範圍已導致法庭程序進展緩慢。

多年來，聯邦檢察官逐漸意識到電子證據的激增正成為司法部日益嚴峻的挑戰。

“我開始看到案件因此問題而瓦解甚至無法提起訴訟，“曾擔任司法部長威廉·巴爾顧問及德州西區聯邦檢察官的格雷格·索弗表示。

巴爾先生曾讓他和副司法部長辦公室起草一項命令，該命令於2020年夏季發佈，概述了聯邦執法部門數據實踐進行變革性改革的必要性。

除了管理證據以構建案件外，檢察官在審前證據開示階段還有義務及時移交所有可能對被告有利的材料。若未能履行這一義務，他們可能面臨制裁甚至案件被駁回。

辯護律師已學會利用檢察官被海量文件壓垮的困境。“這為他們提供了新途徑，“曾任聯邦檢察官、現為Lowenstein Sandler LLP合夥人的Rachel Maimin表示，“自然增加了證據被無意遺漏的可能性。”

數據洪流在常規案件中也成為關鍵因素。

2018年的一起案件中，曼哈頓聯邦檢察官在處理搶劫和非法持槍案時向法官表示，其證據包括監控錄像、紐約警察局報告和兩部手機。其中一部iPhone手機產生了約28,000頁證據材料。

2017至2020年主管普通犯罪部門的Brian Blais透露，他經常建議檢察官評估常規持槍案中是否需要調取手機或社交媒體賬號等額外證據。“這始終是個權衡問題——要考慮證據對案件的幫助，與後續舉證負擔及可能觸犯證據開示違規之間的利弊，“現任Ropes & Gray LLP合夥人的Blais表示。

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負責全美最複雜的白領犯罪案件。照片：Mike Segar/路透社海量數據導致檢方在證據開示和收集環節屢遭司法譴責。

在一起重大案件中，2020年某伊朗商人因違反制裁法案被判有罪後，檢方卻主動撤訴。主審法官指出，檢察官既未向辯方充分披露證據，又向法庭作了虛假陳述。

法官稱檢方違背了司法操守。檢方在致函中承認辦案存在重大過失，但強調政府律師並非故意隱瞞無罪證據。

司法部正多管齊下解決該問題，包括為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增撥電子證據技術經費和人員編制，同時在年度檢察官培訓中指導其適時縮減取證規模。

該部發言人表示，當前重點在於技術升級與專業培訓，將根據個案特性制定電子證據的精準高效收集策略。

前檢察官們指出，縮減取證規模的策略存在侷限——某些案件中調查人員會遺漏關鍵性或無罪證據。

“如果檢察官和調查員畏懼取證，“前司法部官員索弗表示，“必將造成疏漏。”

阿魯納·維什瓦納塔和薩迪·古爾曼為本文做出了貢獻。

寫信給 詹姆斯·法內利，郵箱：[email protected] 以及科琳·拉梅，郵箱：[email protected]

刊登於2022年11月29日印刷版，標題為《數據洪流對檢察官而言既是福音也是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