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風險重返中國並在此紮根——《華爾街日報》
Nathaniel Taplin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剛重申其權力巔峯地位不久,就面臨可能是其任期內的最大考驗。
其結果可能重塑跨國企業在華經營模式、全球製造業投資流向以及中國與發達民主國家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導致當前局面的若干根本性因素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消退。
數十年來,在華外企通過獲取中國龐大勞動力資源獲益,代價是基本遠離政治。渴望投資的地方政府則往往主動化解可能影響商業活動的政治問題——尤其是獨立的勞工運動、徵地阻力或其他形式的組織性抗議。
這正是中國長期區別於印度等製造業競爭國的關鍵因素。跨國製造商即便擔憂政治風險,也主要集中在國際地緣政治層面,而非中國國內狀況。
但本月爆發的雙重抗議——針對勞動條件和防疫政策——對這一安排的兩大核心前提構成嚴峻挑戰:其一,企業投資中國時可依賴基本政治穩定;其二,工人會因懼怕國家報復而不過度推動勞工行動。
中國小規模的本地抗議活動,尤其是針對工作場所或經濟問題的抗議,並不罕見。但11月蘋果供應商富士康鄭州工廠爆發的針對欠發獎金和嚴苛封控條件的暴力抗議,因其規模、激烈程度以及發生在大型跨國工廠而引人注目。抗議還以工人的明確勝利告終——他們獲得了合同將得到保障的承諾,並可以選擇領取1萬元(約合1400美元)補償金離職。
當前在中國街頭和校園蔓延的另一波抗議活動,由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封控期間10人死於火災引發的憤怒所觸發,已波及至少四座大城市,部分抗議中甚至出現直接要求習近平下台的呼聲。
兩起事件的憤怒情緒均與中國嚴苛的防疫政策相關——這些政策雖成功避免了大規模死亡,卻常顯得武斷而殘酷。
騷亂髮生的深層背景是:低技能工廠工人正獲得更多議價籌碼,而本已承受巨大壓力的中國知識青年面臨更大壓力。
16至24歲人羣失業率達18%,主要與防疫限制有關,同時也源於北京推行的政策打擊了科技等曾吸納大量受過教育的年輕勞動者的快速增長行業。
與此同時,中國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勞動力供給——這個工廠帝國的支柱——正在快速老齡化,且似乎已接近峯值,而近年來中國經濟對製造業和出口的依賴度卻不斷加深。
這一切共同造就了一個似乎準備就緒的民眾羣體,他們將以數十年來罕見的方式挑戰製造商和政府。這一根本現實使得北京方面面臨一系列極不滿意的政策選擇——所有這些選擇都可能進一步削弱跨國企業對中國作為不可或缺的製造業中心本已動搖的信心。
如果政府嚴厲鎮壓抗議者並進一步加強本已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這將給西方跨國公司帶來更多政治壓力——而更嚴厲的封控將對工廠生產造成進一步破壞。
但如果北京迫於公眾壓力略微放鬆疫情防控,結果很可能導致大規模死亡——這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動盪。成功的讓步也可能鼓舞學生和勞工活動家推動更多變革。
中國正經歷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新冠疫情爆發,官方數據顯示全國新增病例約4萬例,而10月底僅為約1000例。與此同時,截至2022年年中,中國約3600萬80歲以上老年人中僅有40%接種了三劑疫苗。
根據2022年初香港災難性疫情的推斷——該地區同樣難以為老年人羣接種疫苗——凱投宏觀估計,若中國出現不受控的奧密克戎疫情,僅80歲以上年齡段就可能造成約150萬公民死亡。
無論如何,中國顯然正處在一個重大轉折點。事態將如何發展仍難以預料。但最近的動態很可能會進一步推動製造商實施供應鏈"去中國化"計劃,即便這個關鍵的十一月標誌着中國動態清零政策終結的開端。
週一北京民眾抗議嚴厲的疫情防控政策。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聯繫作者納撒尼爾·塔普林,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發表於2022年11月29日印刷版,標題為《政治風險重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