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城市迎來黑人市長，這算“大事”嗎？——《華爾街日報》

當 卡倫·巴斯 下月宣誓就任洛杉磯新市長時，美國四大城市將首次同時由黑人執掌。

這位前國會黑人核心小組主席的加入，將與 埃裏克·亞當斯（今年1月成為紐約第二位黑人市長）、芝加哥市長 洛裏·萊特富特（2019年上任）以及休斯頓市長 西爾維斯特·特納（2015年首次當選，現第二任期）共同創造歷史。與大多數黑人選民一樣，這四位都是民主黨人，但自由派的慶祝遠不止於又一場黨派勝利。

左翼普遍認為，種族政治影響力對少數族裔經濟進步至關重要。“當四大城市與政府高層同席議事時，對話必將觸及核心議題，“非裔美國人市長協會CEO菲利斯·迪克森接受CNN採訪時表示。該協會主席、小石城市長弗蘭克·斯科特向Politico表達了同樣樂觀的態度：“每位新市長上任都令人振奮，但迎來又一位領導大城市的黑人女性市長？這意義非凡。”

然而從歷史維度看，若以黑人階層躍升為衡量標準，政治影響力的增長未必帶來實質性改變。1965年《投票權法案》通過後，黑人領袖更注重推選黑人官員。1970年以來，民選黑人官員從不足1500人增至超1萬人。1967年卡爾·斯托克斯當選克利夫蘭市長同年，理查德·哈徹在印第安納州加里市勝選；1973年湯姆·布拉德利與科爾曼·楊分別執掌洛杉磯和底特律。“1967至1993年間，87個人口超5萬的城市選出黑人市長，“政治史學家邁克爾·巴龍在《新美國人》中寫道。

幾乎所有當選的黑人官員都是自由派民主黨人，他們推行了與白人同僚相似的政策——提高税收、增加政府支出、擴大福利體系。此外，他們還推動為少數族裔市政承包商設置種族配額和預留份額。然而，政治融合並未給黑人底層階級帶來福音。人脈廣泛的羣體過得不錯，但黑人貧民卻愈加貧困。

在科爾曼·楊治下的底特律，政府工作重心是爭取聯邦撥款為黑人支持者提供公職崗位。與此同時，犯罪率激增，税基流失，楊任職期間底特律人口從約150萬驟降至不足百萬。1980年代馬里昂·巴里主政的華盛頓特區同樣呈現出少數族裔優先政策、市政機構臃腫、犯罪率高企和人口萎縮的特徵。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這段時期黑人官員數量激增，福利制度大幅擴張，種族優待政策全面實施——最貧困黑人羣體的收入下降速度是同等白人羣體的兩倍多。

熟悉愛爾蘭等其他族裔經歷的人不會感到驚訝：黑人政治影響力的提升（包括黑人總統的當選）並未轉化為更多的社會經濟地位提升。

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沒有哪個族裔比愛爾蘭裔美國人取得過更大的政治成功。愛爾蘭政治機器曾掌控着東北部（紐約、費城）、中西部（芝加哥、密爾沃基）和西海岸（舊金山）的多個城市。但這一時期愛爾蘭裔中產階級幾乎不存在。儘管政治手腕高超，愛爾蘭裔在歐洲移民羣體中經濟地位上升最慢。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40年代這些政治分肥機器開始衰落，愛爾蘭裔中產階級才真正形成。

“直到二十世紀很長一段時間裏，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收入和財富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巴羅內先生寫道。“主流社會不合法性的普遍態度導致了高犯罪率和掠奪性政治機器的出現，阻礙了社會流動性和經濟增長。這也造成了教育成就水平低下，嚴重限制了機會。”主要得益於非政府實體——天主教會、禁酒協會、慈善組織——的努力，這種心態發生了改變。如今，愛爾蘭裔美國人的貧困率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收入則遠高於平均水平。

兩個世紀的奴役和又一個世紀的吉姆·克勞法顯然使黑人在美國的經歷獨一無二，但這並不意味着不能從他人的經歷中汲取教訓。其中一個教訓是文化習慣可以改變。另一個教訓是，培養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態度、技能和行為對落後羣體來説，比選舉與他們有相同種族或民族背景的人更為重要。

洛杉磯市長當選人凱倫·巴斯在11月17日洛杉磯市長選舉獲勝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發表講話。圖片來源：David McNew/Getty Images刊登於2022年11月30日的印刷版，標題為《四大城市將迎來黑人市長。這是“大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