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還有意義時 - 《華爾街日報》

《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評選曾經是件大事。同樣，奧斯卡獎和總統職位也曾舉足輕重。那是個不同的時代。

我在《時代》工作的40年間，曾撰寫過七篇年度人物封面故事。當時雖稱為"年度男性"，但《時代》從未將女性排除在考量之外。1976年我負責撰寫了關於各領域傑出女性的"年度女性"專題。如今這樣的選題絕不會交給男性記者——必須由女性執筆。

更早的年代，1936年讓愛德華八世放棄王位的沃利斯·辛普森成為年度女性。次年，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共同當選年度人物。1999年這個稱號正式改為"年度人物"——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模糊處理在我看來有些矯枉過正，但恐怕是大勢所趨。

在舊時傳統中，登上《時代》封面相當於世俗版的"天主教宣福禮"，當選年度人物堪比被冊封為聖人——或如獲得諾貝爾獎，甚至更勝一籌。不過《時代》明確規定，年度人物可能是惡魔，只要是對當年事件進程影響最深的人物"無論善惡"。因此1938年希特勒當選，斯大林則在1939和1942年兩度獲選。1979年霍梅尼成為年度人物。

每當《時代》將惡魔評為年度最具影響力人物，編輯部就會準備迎接雪片般的抗議信，數百份訂户會退訂。那些品格高尚、忍辱負重的編輯們總會重複他們的標準説辭：“此人無論善惡……”

“年度人物”的創意源於1927年底平淡無奇的一週。當時編輯們苦於找不到當週新聞中的傑出人物作為雜誌封面，靈光一現決定評選全年新聞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這讓他們想到了五月份獨自駕機橫跨大西洋的查爾斯·林德伯格。雖然《時代》當時並未大篇幅報道這一壯舉，但編輯們以堪稱神來之筆的決策，將這位"孤鷹"（高大英俊、沉默寡言、膽識過人、全美偶像——用2022年覺醒主義的眼光來看，還帶着令人咋舌的白人特質）選為年度人物登上封面，彌補了先前的疏忽。

亨利·盧斯創辦的《時代》雜誌幾乎總是以人物作為封面。這位傳教士之子、耶魯古典學高材生深諳普魯塔克的傳記傳統，也吸收了托馬斯·卡萊爾的理論：“世界歷史不過是偉人的傳記。“這種理念造就了生動的新聞敍事：人物故事既能吸引讀者，又能承載盧斯鍾愛的宏大主題。比如總會提及總統候選人的早餐菜單——1936年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競選的堪薩斯州長阿爾夫·蘭登，其豐盛的早餐包括麥片粥、炒蛋、橙汁和腰子，沒有讀者會忘記那道腰子。當然，氣候變化或疫情這類現象，往往會讓"偉人史觀"顯得捉襟見肘。

我最難忘的年度人物報道是1969年首度執筆的《中產美國人》。這篇長文以謹慎同情的筆調，描繪了剛把理查德·尼克松送進白宮、開始反擊城市騷亂（或稱抗議活動）的選民羣體——這羣佔全國近半數的人口，正試圖扭轉1960年代混亂縱慾、完全不符合扶輪社標準的時代風氣，他們當之無愧成為當年的"年度人物"與"年度女性”。

我最近重讀了這篇文章，驚訝地發現自我執筆至今53年間，這個國家幾乎毫無改變。當然這種説法很荒謬，但1969年尼克松-阿格紐時代美國中部的心態，卻詭異預兆了2022年MAGA國的精神面貌。即便今天《時代》重刊我的文章，其核心觀點依然成立。儘管這個國家與世界在各方面（文化、道德、電子科技）都已改變，但某些情感、思維模式和人們的"處世之道"仍頑固如昔。小説家約翰·多斯·帕索斯在1930年代中期談及1920年代中期的薩科-萬澤蒂案時就深諳此理：“沒錯，我們是兩個國家。”

如今《時代》雜誌雖歷經鉅變，仍明智地保留了"年度人物"傳統。在揭曉前的數週，編輯們會鼓勵公眾參與投票。網絡投票者面對一連串候選名單，依次對每個名字點擊"是"或"否”。最近我查看票數時，唐納德·特朗普以3%的支持率領先弗拉基米爾·普京、查爾斯國王和波多黎各説唱歌手壞痞兔一個百分點。碧昂斯表現更好，獲得5%支持率，與喬·拜登、利茲·切尼和歌手兼長笛演奏者麗珠持平。

今年若要我猜測，編輯們可能會選擇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英雄敍事總是最容易書寫的。若澤連斯基當選，《時代》撰稿人將面臨梳理俄烏戰爭地緣政治的艱鉅任務。但年度人物報道的核心，必是這位身着作戰T恤、身材矮小卻不屈不撓的戰爭領袖故事。作者會以另一個鮮活角色作為反派陪襯：弗拉基米爾·普京。這出莎士比亞式的戲劇，正是亨利·盧斯最鍾愛的新聞呈現方式。

莫羅先生是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也是即將於1月出版的《打字機的噪音：回憶新聞業》一書的作者。

更正

早期版本誤認了愛德華八世國王。

2008年12月19日，紐約一家報攤上，《時代》雜誌將巴拉克·奧巴馬評為年度人物。照片：蓋蒂圖片社刊登於2022年12月3日印刷版，標題為“當《時代》‘年度人物’有意義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