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的"自殺"》——《華爾街日報》

“約翰先生，您是雅典人還是斯巴達人？”2003年，當約翰·阿格雷斯托在巴格達為聯盟臨時當局重建伊拉克大學體系時，一羣伊拉克學生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在課堂討論修昔底德後，他説：“我以為我明白他們的意思。所以我回答説，‘我希望我是雅典人，有文化且精緻。我不想成為斯巴達人，粗魯且好戰。’”

這正是學生們期待的答案——但阿格雷斯托誤解了問題。他們想知道的是美國人是否像斯巴達人。“斯巴達人經常談論榮譽、他們的盟友和朋友，”他説。“然後他們背叛了他們。‘你們會這樣對我們嗎？’”今天的教育者喜歡談論閲讀“相關”的文本。對這些年輕的伊拉克人來説，沒有什麼比《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更相關的了。

現年76歲的阿格雷斯托是終身倡導博雅教育的擁護者——這也是他的新書《學習的消亡：美國教育如何辜負了我們的學生及應對之策》的主題。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事業：根據美國教育部的數據，2020年主修英語、歷史、哲學、外語或文學的學生僅佔大學畢業生的4%。2012年至2020年間，這些學科的學位授予數量下降了15%至34%，而學位總數卻增長了14%。

許多美國年輕人——以及年長者——看不到博雅教育的意義：“我們持懷疑態度，因為我們不知道它們有什麼好處，也不知道它們有什麼用，”阿格雷斯托在一次Zoom採訪中説。但對那些伊拉克學生來説，這是他們第一次“被允許思考如何建立民主，或宗教在社會中的地位，或擁有自由和好奇心的角色”，同時也是一個“聽從伊瑪目教導的人。一旦他們體驗了博雅教育，一切都改變了。”

阿格雷斯托先生居住在新墨西哥州聖達菲，但仍保留着濃厚的紐約布魯克林口音，提醒着人們他並非出身於高等教育的精英世界。他的意大利移民祖父母不識字，父母家中也沒有藏書。他感到遺憾的是，如今太多學生無法獲得像他在天主教高中、更不用説在波士頓學院和康奈爾大學時那樣深入閲讀的機會。

他將文科的消亡歸類為"自殺"而非"謀殺"。阿格雷斯托指出，自詡"務實"的美國人對文科始終心存疑慮。如今高昂的學費加劇了這種態度：“由於大學管理者的’英明決策’，文科教育的成本與工程學位相當，卻幾乎無法保障未來回報，“他在書中寫道。

學界近年趨勢使問題雪上加霜。首當其衝的是"專業化"現象，尤其是晦澀理論與批評的泛濫擠佔了經典著作的空間。書中詰問：“如果説過去大學畢業生尚難向僱主證明研讀莎士比亞和西塞羅的價值，當研究生院的邊緣課題下放到本科課程時，這種説服豈非難上加難？”

訪談中，他提及一位高中生的話：“我對歷史充滿熱情，正在學習像歷史學家一樣思考。“這令阿格雷斯托憂心忡忡。“我們竟把文科如此職業化了嗎？“他説，“教育目的不是製造迷你版教授——不是讓每個學生都變成學者。醫學或工程需要專業化，但文科需要的是愛好者。造原子彈可以專業化，讀喬叟則不必。”

他擔憂學生們在未接受廣泛教育前就選擇專業，是在"過早地侷限自己”。他認為無論你想成為什麼——他的一個女兒是護士，另一個經營燈塔——文科都能給你啓發。“我們應該教會普通人學習普通事物，“他説，比如"玫瑰戰爭、美國獨立戰爭"以及"柏拉圖和笛卡爾是誰”。這不僅因為這是受過教育的人應當瞭解的常識，也不僅因為它們可能幫你獲得工作，更因為它們能幫助回答"天真的問題”。

他快速列舉出一串這類問題：“我該如何度過一生？什麼是正義？我們對自己負有什麼責任？對他人負有什麼義務？民主是最佳生活方式嗎？愛是什麼？“這些聽起來像深刻的哲學探討。他真認為這些問題是天真的嗎？“當然，“他説，“幾乎沒有孩子不想問這些問題。“而它們正是"文學、歷史、哲學和古典研究提出的那類問題”。

阿格雷斯托先生指出，對文憑的過度強調催生了平庸。學位證書幾乎無法反映持有者的真實學識。談及關於第一夫人吉爾·拜登是否應因其教育學博士學位被稱為"拜登博士"的爭議，阿格雷斯托表示不理解她為何執着於此。“我大學時代最優秀的老師就沒有博士學位，“他説。當阿格雷斯托擔任聖約翰學院（一所小型經典名著學院）校長時，該校簡介中寫道：“雖然我們多數教授擁有博士學位，但我們更期待他們能超越這個頭銜。”

阿格雷斯托先生還批評了以當今標準評判歷史人物的傾向。如今很少有人閲讀柏拉圖、盧梭或麥迪遜的著作時，會不先清一清嗓子，説明他們生活在觀念落後的不同時代。“我認為，試圖將書籍、文學、作家、政治家置於歷史背景中，是一種試圖表現得友善的方式，“阿格雷斯托先生説——或許他通過將善意動機歸因於批評對象，本身也是在試圖表現得友善。“這等於在説，‘是啊，人人都有缺點。他們當然也有致命弱點。但在那個年代人人都是如此。所以他們沒什麼不同。他們只是與所處時代和地點相連的普通人。’”

這種做法的弊端在於，它剝奪了偉人的現實意義：“孩子們會説，‘我又不生活在那個時代和地方。我為什麼要關心？’“這也是"一種自我膨脹的方式。學生們可以説，‘傑斐遜？多麼虛偽，我比他強多了……那時候的人愚昧無知，沒那麼聰明。我們懂得更多。’”

伴隨着這些情緒的是學生態度的轉變，阿格雷斯托先生在他作為教授和管理者的半個世紀職業生涯中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從温順變得不感興趣，再到激烈好鬥。“他很少不同意他在康奈爾大學的老師艾倫·布魯姆的觀點，但他認為布魯姆在1987年的著作《美國精神的封閉》》中將高等教育的衰落歸咎於相對主義是錯誤的。“那些正在摧毀大學、扼殺文科的人，他們不是相對主義者，“阿格雷斯托先生説。“他們‘知道’什麼是真理，而且他們打算強加於人。”

阿格雷斯托先生對校園審查制度遭到的強烈抵制感到欣慰。但他認為，雖然言論自由是必要的，但這還不夠。“那不是大學和高中教育的目的，不是研究相互衝突的觀點。而是研究文學和歷史。“他澄清道：“我們可以對莎士比亞是否是同性戀持有不同觀點嗎？我真的只希望人們坐下來閲讀莎士比亞的作品。”

畢竟，“莎士比亞探討了我們想要探討的所有問題：國家間的正義、不同種族間的正義、完全成為人意味着什麼、背叛朋友意味着什麼、為朋友而死意味着什麼。“阿格雷斯托先生的一個魅力之處在於，一旦他開始討論這些問題，就幾乎停不下來：“為什麼科迪莉亞愛她的父親？“他沉思着《李爾王》中的情節。“他是個十足的傻瓜，但她似乎仍然愛他，但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不是一味順從他，而是試圖提升他。”

這有點像阿格雷斯托先生與高等教育的關係。高等教育中有很多十足的傻瓜，但他熱愛它，並希望提升它。

萊利女士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也是《不能這樣對待孩子》一書的作者。

插圖：肯·法林刊登於2022年12月3日的印刷版，標題為《文科的"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