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全球反猶主義激增的背後
Walter Russell Mead
關於猶太人的新聞近來層出不窮。在以色列,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正在組建該國曆史上最右翼、支持定居點的政府,與此同時以巴之間的暴力衝突不斷升級。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與國內一些最極端的反猶分子共進晚餐。
無論喜歡與否,支持定居點和吞併的政黨加入以色列新政府是對政治現實的承認。以色列輿論日益受到米茲拉希或中東猶太人的影響,他們的祖先因衝突被逐出阿拉伯國家的家園。這些猶太人通常對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不感到責任或內疚。
這使得許多以色列政客更不願意放棄約旦河西岸,這對拜登政府和美國猶太人來説是個問題。支持既保護以色列安全又確保巴勒斯坦人自決的兩國方案,團結了那些希望以巴雙方都好的民主黨人。這一立場也讓美國自由派猶太人能夠將對猶太國家的支持與對所有民族(包括巴勒斯坦人)人權的承諾相協調。
兩國方案前景黯淡,加劇了進步派與中間派民主黨人在以色列政策上的分歧,同時也使美國猶太人的意見兩極分化。這一前景的消退也為那些企圖否定猶太國家合法性的人敞開了大門。一些進步派人士認為,如果猶太復國主義導致一個“種族隔離國家”,那麼唯一道德的選擇是建立一個單一國家,讓前英屬巴勒斯坦(現代以色列、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所有居民享有平等權利。
表面上看似吸引人,單一國家方案既極不切實際,又極不公正。一個多世紀的衝突並未讓兩個不同的民族準備好在一個國家和諧共處。此外,以色列作為地區超級大國,與最強大的阿拉伯國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友好關係,無論美國大學通過多少抵制、撤資和制裁(BDS)決議,它都不會自願放棄主權。
認為猶太國家必須通過滿足其道德批評者和政治對手來不斷爭取生存權的觀點是荒謬的。人們批評中國在新疆和西藏的行為,但不會説這些不當行為剝奪了中國人民擁有自己國家的權利。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是真實的,對以色列的批評也並非毫無道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應創造性地思考,明智地行動,以解決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的人類悲劇,但以色列的合法性無需通過爭取來獲得。
然而,新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正在許多美國進步派中根深蒂固。根據內塔尼亞胡內閣採取的政策,拜登政府可能會與新一屆以色列政府展開比奧巴馬時期更為激烈的鬥爭。在校園和其他地方,美國猶太人個人正面臨挑戰,他們需要通過與猶太國家和猶太民族運動劃清界限,來贏得進步派的尊重。
但進步派以人權活動為幌子的反猶主義,只是美國猶太人所面臨的危險之一。在美國上報的宗教仇恨犯罪中,近三分之二是針對一個僅佔人口2.4%的羣體。煽動種族仇恨的政治鼓動者試圖利用這種仇恨來推動自己的事業。
反猶主義在美國一直存在。無論是在拖車公園還是鄉村俱樂部,它都如影隨形,且往往在社會和經濟壓力時期達到頂峯。如今中上階層支持抵制、撤資、制裁(BDS)運動者所表現出的文雅反猶主義,與激進的黑人和白人民族主義者更為露骨的反猶情緒,都完美契合這一傳統模式。美國民粹主義也歷來充斥着反猶言論。威廉·詹寧斯·布萊恩最著名的演講就以一句暗含反猶意味的隱喻達到高潮:“你們不能將人類釘死在黃金十字架上。“廣播神父查爾斯·考夫林等人在大蕭條時期,也曾在民粹主義訴求中煽動反猶情緒。
目前,反猶主義者的政治前景看似黯淡。大多數美國人堅決反對種族和宗教仇恨政治。比起蠱惑人心的政客可能借助反猶主義入主白宮,更現實的危險在於,惡毒言論會煽動暴力行徑,反猶仇恨犯罪——如同我們這個分裂時代的其他仇恨犯罪一樣——將變得更加普遍和嚴重。
對內反猶的激進民粹主義,對外往往表現為孤立主義。帕特·布坎南曾聲稱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是猶太人控制媒體和政治的結果。“他們"把美國拖入與"我們"無關的外國紛爭。即便如此,即便內塔尼亞胡重新掌權,美以關係仍可能延續。預計兩國將在諸多問題上產生摩擦,其中巴勒斯坦問題尤為突出——但雙邊關係的根基依然穩固。
反猶太主義在美國有着悠久的歷史,但這並非故事的全貌。當今美國猶太人享有的平等、接納與機遇,超越了2500年來任何離散猶太羣體。消除古老偏見正是一個健康美國應有的作為。
我們仍需駁斥反猶言論,對反猶罪行必須保持警惕並嚴加懲處。但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贏得與仇猶者的辯論,而在於確保美國機制有效運轉。19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隨着經濟困境加劇,民粹主義反猶情緒曾猛烈爆發。威廉·麥金萊與西奧多·羅斯福時期的積極領導帶來了好轉。同樣,二戰後數十年的繁榮使反猶主義在美國社會邊緣化——同時也削弱了其他多種形式的偏見。
美國猶太人並非這個國家的異質存在,他們是這個種族與宗教多元國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榮辱與共。正如特朗普先生可能即將認識到的,未能理解這一偉大真理的政客,其政治生命恐難長久。
2021年7月11日華盛頓集會現場的標語牌。圖片來源:蘇·多爾夫曼/Zuma Press刊載於2022年12月6日印刷版,原標題《全球反猶主義激增的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