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評論：又一個陰謀論——《華爾街日報》

羅德島州參議員謝爾登·懷特豪斯。圖片來源：湯姆·威廉姆斯/祖瑪通訊社在本傑明·迪斯雷利1845年的小説《西比爾》中，他描述了一位政客"以無知著稱，因為他只有一個想法——而且還是錯的。“公平地説，羅德島州初級參議員謝爾登·懷特豪斯不止一個想法。但大約十年來，在聽證會、演講和法律簡報中，他反覆聲稱，由秘密基金會和商業來源的"黑錢"資助的政治保守團體正在開展一場奪取美國政府控制權的運動——用迪斯雷利的話説，這是錯誤的。

在《陰謀》一書中，懷特豪斯先生提出了他的論點。他聲稱發現了一種"對我們政治和司法系統的幕後操縱，以控制我們的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作為控制我們民主未來的手段。“此外，這一陰謀已經部分實現了其目標，在方便的時候無視保守原則，比如先例（推翻羅訴韋德案）和原旨主義（在憲法中找到個人擁有槍支的權利）。

懷特豪斯先生説，這一陰謀的核心是聯邦黨人協會，該組織成立於1982年，旨在挑戰法學院中的左翼學術。（我曾負責一個基金會項目，為聯邦黨人協會提供早期支持。）其成員現在包括最高法院的大多數大法官。如果懷特豪斯先生如願以償，他們的成員身份本身就構成違反司法道德。

根據懷特豪斯先生的敍述，這場陰謀始於1971年小劉易斯·F·鮑威爾（當時是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的一名律師）寫給美國商會的一份未公開備忘錄。備忘錄認為，“自由企業制度"在高校和媒體中受到攻擊，商界需要動員資源來回應自由派活動人士。它應該通過大量廣告佔據廣播時段，並施加壓力以在校園中獲得公平的聽證機會。

這並非新穎或站不住腳的觀點。前財政部長威廉·西蒙、作家歐文·克里斯托爾、企業家戴維·帕卡德等人在20世紀70年代也提出過類似看法。儘管懷特豪斯先生忽略了他們，但他們的影響力遠大於劉易斯·鮑威爾。但鮑威爾在1972年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懷特豪斯先生看來，他是這一陰謀的幕後關鍵人物。

懷特豪斯先生承認，鮑威爾在幾個案件中與"激進右翼"意見相左，例如羅訴韋德案和巴基案（支持平權行動的合憲性）。但在懷特豪斯看來，鮑威爾在兩項判決中與多數派站在一起，這些判決不祥地增加了商界的政治影響力：巴克利訴瓦萊奧案（1976年），該案豁免了獨立於候選人的組織的競選資金規則；以及波士頓第一國家銀行訴貝洛蒂案（1978年），該案賦予公司第一修正案的言論權利。

儘管鮑威爾於1987年離開最高法院，但根據懷特豪斯先生的説法，這些判決直接導致了2010年的聯合公民案裁決，該裁決取消了對公司向獨立團體提供政治捐款的所有限制。這些團體通常不必披露其捐助者的身份：因此有了"黑錢"一詞。在聯合公民案之後，此類資金的流動急劇增加。

懷特豪斯先生幾乎沒有花精力去權衡這些判決背後的法律推理。他更關注的是誰從中受益：在他看來，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企業利益。他承認《陰謀》一書旨在為控方提供簡要論據，並基於間接證據而非不當影響的實錘。他所涉及的許多內容已是老生常談，包括聯邦黨人學會在特朗普政府司法提名中的作用，以及保守派捐助者和基金會（如查爾斯·科赫、大衞·科赫兄弟及林德與哈里·布拉德利基金會）在支持團體提起訴訟或向法院提交案情摘要中的角色。

但書中遺漏了大量背景信息。例如，並未探討始於1987年羅伯特·博克提名時最高法院確認聽證會的政治化現象，也絲毫未提及——更不用説譴責——流向自由派事業的鉅額"黑錢”（喬治·索羅斯幾乎未被提及）。懷特豪斯甚至暗示，如果禁止法官接受"個人款待"禮物，已故的安東寧·斯卡利亞或許就不會參加那場導致其喪命的狩獵之旅。

懷特豪斯對拜登總統的最高法院改革委員會未能解決"司法合法性危機"表示遺憾。但他提出的主要解決方案要求推翻一個65年前確立、去年剛被重申的判例：該案中法院曾投票保護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阿拉巴馬分會，使其免於公開成員名單以免遭報復。懷特豪斯認為，對大多數非營利組織支持者而言，這類擔憂如今已無必要。但他本人將加入聯邦黨人學會污名化的行為，恰恰證明了相反的事實。

誠然，如今政治中來自獨立團體的資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些團體也並非總是如表面那般獨立。但與其編織一個關於’我們民主’受到威脅的脆弱陰謀論——同時卻對左翼的’黑錢’視而不見——懷特豪斯先生不如去審視各項競選規則的實效性與改革潛力。是的，保守派目前在最高法院佔多數，但他們並非總是意見一致，更不用説總是偏袒企業：只需想想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支持《平價醫療法案》的意見，或大法官尼爾·戈薩奇將民權法適用範圍擴大到員工性取向的投票。

司法部門在美國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府其他兩個分支同樣如此——更不用説高校、媒體和商界了。若認為保守派掌控着’我們民主的未來’，那隻能説是對現實的無知達到了令人側目的地步。

倫科夫斯基先生是印第安納大學榮休教授。

刊發於2022年12月6日印刷版，標題為《又一個陰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