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評論:又一個陰謀論——《華爾街日報》
Leslie Lenkowsky
羅德島州參議員謝爾登·懷特豪斯。圖片來源:湯姆·威廉姆斯/祖瑪通訊社在本傑明·迪斯雷利1845年的小説《西比爾》中,他描述了一位政客"以無知著稱,因為他只有一個想法——而且還是錯的。“公平地説,羅德島州初級參議員謝爾登·懷特豪斯不止一個想法。但大約十年來,在聽證會、演講和法律簡報中,他反覆聲稱,由秘密基金會和商業來源的"黑錢"資助的政治保守團體正在開展一場奪取美國政府控制權的運動——用迪斯雷利的話説,這是錯誤的。
在《陰謀》一書中,懷特豪斯先生提出了他的論點。他聲稱發現了一種"對我們政治和司法系統的幕後操縱,以控制我們的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作為控制我們民主未來的手段。“此外,這一陰謀已經部分實現了其目標,在方便的時候無視保守原則,比如先例(推翻羅訴韋德案)和原旨主義(在憲法中找到個人擁有槍支的權利)。
懷特豪斯先生説,這一陰謀的核心是聯邦黨人協會,該組織成立於1982年,旨在挑戰法學院中的左翼學術。(我曾負責一個基金會項目,為聯邦黨人協會提供早期支持。)其成員現在包括最高法院的大多數大法官。如果懷特豪斯先生如願以償,他們的成員身份本身就構成違反司法道德。
根據懷特豪斯先生的敍述,這場陰謀始於1971年小劉易斯·F·鮑威爾(當時是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的一名律師)寫給美國商會的一份未公開備忘錄。備忘錄認為,“自由企業制度"在高校和媒體中受到攻擊,商界需要動員資源來回應自由派活動人士。它應該通過大量廣告佔據廣播時段,並施加壓力以在校園中獲得公平的聽證機會。
這並非新穎或站不住腳的觀點。前財政部長威廉·西蒙、作家歐文·克里斯托爾、企業家戴維·帕卡德等人在20世紀70年代也提出過類似看法。儘管懷特豪斯先生忽略了他們,但他們的影響力遠大於劉易斯·鮑威爾。但鮑威爾在1972年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懷特豪斯先生看來,他是這一陰謀的幕後關鍵人物。
懷特豪斯先生承認,鮑威爾在幾個案件中與"激進右翼"意見相左,例如羅訴韋德案和巴基案(支持平權行動的合憲性)。但在懷特豪斯看來,鮑威爾在兩項判決中與多數派站在一起,這些判決不祥地增加了商界的政治影響力:巴克利訴瓦萊奧案(1976年),該案豁免了獨立於候選人的組織的競選資金規則;以及波士頓第一國家銀行訴貝洛蒂案(1978年),該案賦予公司第一修正案的言論權利。
儘管鮑威爾於1987年離開最高法院,但根據懷特豪斯先生的説法,這些判決直接導致了2010年的聯合公民案裁決,該裁決取消了對公司向獨立團體提供政治捐款的所有限制。這些團體通常不必披露其捐助者的身份:因此有了"黑錢"一詞。在聯合公民案之後,此類資金的流動急劇增加。
懷特豪斯先生幾乎沒有花精力去權衡這些判決背後的法律推理。他更關注的是誰從中受益:在他看來,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企業利益。他承認《陰謀》一書旨在為控方提供簡要論據,並基於間接證據而非不當影響的實錘。他所涉及的許多內容已是老生常談,包括聯邦黨人學會在特朗普政府司法提名中的作用,以及保守派捐助者和基金會(如查爾斯·科赫、大衞·科赫兄弟及林德與哈里·布拉德利基金會)在支持團體提起訴訟或向法院提交案情摘要中的角色。
但書中遺漏了大量背景信息。例如,並未探討始於1987年羅伯特·博克提名時最高法院確認聽證會的政治化現象,也絲毫未提及——更不用説譴責——流向自由派事業的鉅額"黑錢”(喬治·索羅斯幾乎未被提及)。懷特豪斯甚至暗示,如果禁止法官接受"個人款待"禮物,已故的安東寧·斯卡利亞或許就不會參加那場導致其喪命的狩獵之旅。
懷特豪斯對拜登總統的最高法院改革委員會未能解決"司法合法性危機"表示遺憾。但他提出的主要解決方案要求推翻一個65年前確立、去年剛被重申的判例:該案中法院曾投票保護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阿拉巴馬分會,使其免於公開成員名單以免遭報復。懷特豪斯認為,對大多數非營利組織支持者而言,這類擔憂如今已無必要。但他本人將加入聯邦黨人學會污名化的行為,恰恰證明了相反的事實。
誠然,如今政治中來自獨立團體的資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些團體也並非總是如表面那般獨立。但與其編織一個關於’我們民主’受到威脅的脆弱陰謀論——同時卻對左翼的’黑錢’視而不見——懷特豪斯先生不如去審視各項競選規則的實效性與改革潛力。是的,保守派目前在最高法院佔多數,但他們並非總是意見一致,更不用説總是偏袒企業:只需想想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支持《平價醫療法案》的意見,或大法官尼爾·戈薩奇將民權法適用範圍擴大到員工性取向的投票。
司法部門在美國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府其他兩個分支同樣如此——更不用説高校、媒體和商界了。若認為保守派掌控着’我們民主的未來’,那隻能説是對現實的無知達到了令人側目的地步。
倫科夫斯基先生是印第安納大學榮休教授。
刊發於2022年12月6日印刷版,標題為《又一個陰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