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人需要的是自由，而非更多政府幹預——《華爾街日報》

長期以來，“為美國工人挺身而出”一直是華盛頓大政府主義的同義口號。疫情過後，這股支持勞工的聲浪變得愈發響亮且跨越黨派——高調鼓吹關税、工資補貼、福利強制與更嚴格的勞動法規。其擁護者基於“自由市場”辜負了工人階級的假設而聯合起來。因此，他們提出的干預措施可能成為下屆美國國會少數能達成共識的政策領域之一。

這將是個重大錯誤。

首先，美國工人及其家庭從未有過所謂萬事如意的“黃金時代”。工作、生活與家庭之間的權衡取捨始終存在，未來亦然。政府無法改變這一現實。

從許多重要指標看，即便經歷全球疫情與惡性通脹，當今美國人的生活仍遠優於幾十年前。以1976年出生的美國人為例，他們不僅見證了消費品與技術的長足進步，更在真實收入、貧困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教育及環境質量等方面獲得顯著改善。雖然疫情對多數美國人造成重創，但若早二十年發生，後果將更為慘烈。

最關鍵的是，所謂市場辜負工人的論調，刻意忽視了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扭曲市場、推高醫療育兒住房等必需品成本的政策——這些政策降低了工人總薪酬，阻礙其就業與個人發展，並剝奪了他們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力，而非華盛頓決策者替他們規劃的人生。

舉一個例子。兩黨議員都要求不斷增加對工薪家庭的補貼，卻忽視瞭如何通過適度調整現有法規，以降低兒童保育費用數千美元，而對質量影響甚微。這些政策制定者無視取消食品、服裝、鞋類和其他家庭必需品關税將如何進一步提高父母的實得收入。他們還忽略了改革住房、執照、刑事司法、K-12教育、福利和其他有害政策將如何提升工人的流動性、議價能力和終身收入。

更糟糕的是，許多這些政策制定者提出的“親工人”政策，如鋼鐵關税，實際上傷害了大多數勞動力。截至2018年，美國鋼鐵消費行業的工人數量超過鋼鐵工人多達80比1。這些政策的支持者似乎忽視了美國人工作和生活偏好的近期和根本性變化——其中許多是由疫情推動的。這些變化建議採取新的政策支持當今的美國工人。

首先，立法者應改革那些降低大多數美國人生活水平並阻礙他們更換工作或地點的干預主義政策。僅僅從高成本、嚴格監管的城市如紐約和舊金山搬到更負擔得起的城市如休斯頓和匹茲堡，就可能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財務穩定性，特別是對於低技能或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然而，當前的聯邦、州和地方政策增加了美國人在昂貴城市的經濟負擔，而抵押貸款補貼、福利規則和僱主福利要求使得搬家或換工作更加昂貴。

接下來，政策制定者應在教育、遠程與獨立工作、家庭創業及員工福利領域推行市場化措施，以最大限度賦予勞動者自主權。調查顯示，美國人越來越重視靈活性而非薪資，追求獨立性勝過就業保障。創業熱潮與職業流動率雙雙攀升。然而華盛頓許多人仍將美國勞動者視為無助的靜態羣體，認為他們從生到死都需要政府保護——儘管民眾明確表達了意願，且有充分證據表明歐洲式勞動法規等政策會對其乃至更廣泛的美國經濟造成損害。

唯有在這些改革解除對美國勞動者的束縛後，政策制定者才應考慮推出新的"親勞工"政府幹預措施。若只是簡單地向現有政府項目砸錢，或在舊項目上疊加新計劃，只會推高成本、加劇扭曲，無法解決那些被錯誤歸咎於自由市場的勞動力問題。

勞動烏托邦不會因這些政策頒佈就奇蹟般出現。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但對當今勞動者而言，基於市場的改革方案，遠比當下左右兩派追捧的過時干預主義勞動議程更能開闢前進道路。

歷史一再證明，更自由的市場總能以嶄新且曾難以想象的方式，最有效地提供關鍵商品與服務。相比之下，受保護、受補貼和過度監管的市場在問題出現時，必然導致價格上漲、選擇減少和物資短缺。我們也見證過：只要政府不設限，美國勞動者憑藉自身能動性，不僅能在這個動盪混亂的世界生存，最終還能蓬勃發展。

利西科姆先生是卡託研究所的普通經濟學主任，也是即將於12月15日出版的《賦能新美國工人：當今勞動力的市場解決方案》一書的作者。

插圖：查德·克羅刊登於2022年12月9日印刷版，標題為《工人需要自由，而非更多政府幹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