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蕾拉·斯利瑪尼不相信真實故事——《華爾街日報》

“我們需要在每處都撒點虛構的調料，”斯利瑪尼在里斯本的帕拉西奧·多格里洛餐廳兼生活劇場接受攝影師菲利佩·羅梅羅·貝爾特蘭拍攝時説道。自被任命為2023年國際布克獎評委會主席以來，法籍摩洛哥作家兼記者蕾拉·斯利瑪尼每天都要閲讀一兩本書。這個年度獎項表彰被翻譯成英語的小説作品，彰顯了斯利瑪尼所説的語言跨越邊界的力量。

“我熱愛説英語，熱愛閲讀英文，也痴迷各種語言。現在我正熱衷於學習葡萄牙語，”她在里斯本費爾南多·佩索阿故居喝着咖啡和大杯橙汁時説道。這座詩人生命最後15年居住的宅邸現已對公眾。“我認為掌握的語言越多，人性就越豐富。”

41歲的斯利瑪尼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長大，能説法語和阿拉伯語。在巴黎生活多年後——這座城市見證了她寫作生涯的起步和家庭的建立（她已婚並育有兩名幼子）——她不久前移居里斯本。最近整理搬家紙箱時，她翻出一頁十多年前寫在日記本里的便條：“有朝一日我要寫本關於保姆的小説。”

這正是她2016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説《温柔之歌》（美國版名為《完美保姆》）的創作契機，該書靈感源自曼哈頓一名保姆殺害兩名兒童的駭人真實事件。這部作品斬獲法國最高文學榮譽龔古爾獎，使斯利瑪尼聲名鵲起，並引起總統馬克龍的關注，她現任法語國家事務特使。斯利瑪尼表示，在此角色中，語言仍是核心議題，她正通過提升書籍獲取和教育條件，主要在非洲國家推廣法語使用。“即便有口音，即便會犯錯，這些都不重要，”她説，“任何人嘗試説外語時都不該被評判。”

“我認為你掌握的語言越多，人性就越豐富，”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長大的斯利馬尼説道，她從小講法語和阿拉伯語。你似乎更傾向於小説創作。為什麼會有這種傾向？

我們需要在生活中處處注入些許虛構，甚至在我們自己的人生敍事中也是如此……我的祖母和祖父總是給我講故事。我的父母想向我解釋某些事情時，也會通過故事、軼事或童話來表達。所以對我來説，虛構是非常自然的事。它流淌在我的血液裏。我無法抗拒，它本就屬於我。我對現實不感興趣，因為我不相信現實。

你將前往紐約參加維拉阿爾貝蒂娜駐留項目，為你歷史小説三部曲《在他鄉》的第三部完善一個角色。為什麼選擇紐約？《在他鄉》（注：法語標題保留）

我想嘗試理解伊斯蘭教在紐約這樣的城市中的地位，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後。這種地位是否發生了變化？紐約人是如何談論這個宗教的？我已經發現了許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因此想為那些代表紐約穆斯林歷史的人物繪製不同的肖像。

我在紐約感覺非常好，這裏讓我感到熟悉。在那裏時，我渴望征服世界。

你的三部曲中還有一個大致以你父親為原型的角色，他是一位經濟學家，曾因一樁金融醜聞入獄，直到2004年去世後才被證明清白。處理這樣的題材會讓你感到不適嗎？

我成功地在真實的我與我想談論的那個人之間築起了一道邊界——他既是我的父親，某種程度上也是我自己，還包括那些在生活中失去一切的人，那些曾堅信某些事物卻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錯了的人，或是那些未能選擇正確道路的人。所以這並不完全是我的父親。我認為撰寫這部分內容會非常困難。

在你的作品中，你並不迴避其他棘手的話題，包括殖民主義、種族主義，以及摩洛哥女性和LGBTQ羣體的平等權利。你是否擔心這些會帶來後果，特別是在看到你的朋友兼同行作家薩爾曼·魯西迪因類似方式使用公共平台而遭到殘酷襲擊之後？

我非常害怕。真的非常害怕。過去幾年裏，我多次告訴我的出版商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如今的摩洛哥社會比我小時候保守得多，我對此感到恐懼。我害怕現在人們可以如此隨意地讓我在自己的國家感到不適，對我説“你不是真正的摩洛哥人，因為你想穿比基尼，想喝杯酒，甚至在街上抽煙都不覺得羞恥”。當我看到我的父母在70年代是如何生活的，這怎麼可能呢？我認為我們對正在發生的一切負有責任……我們不應該再為想要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道歉。為什麼總是我要成為冒犯者？不，他們也在冒犯我。

然而，你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當然。當你戰鬥時，必須保持樂觀。

你如何將這種樂觀帶入國際布克獎？

向英語公眾展示一個在摩洛哥出生和長大的女孩，會説阿拉伯語和法語，卻能擔任英語國際布克獎的主席，這也很重要；這表明在語言方面已經沒有界限了……我覺得世界如此廣闊，故事多種多樣，這給了你希望。

以下是斯利馬尼用她自己的話描述的幾件心愛之物：

“我出版第一本書《阿黛爾》後收到一封信，阿黛爾。裏面有一幅畫（見後圖）和米蘭·昆德拉的便條。這是最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在我的書中，阿黛爾正在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我覺得昆德拉在某種程度上注視着我，而通過文學，這種體驗成為可能。前面是一個筆記本。從18歲起，我就把所有東西都寫在筆記本里。我們寫作是因為不想忘記，這是一種非常具象的行為，就像一張照片，但通過文字呈現。我通過筆記本看到自己的成長。最上面是我父親的鋼筆，他去世時母親把它交給了我。它有點神奇，會消失又出現。我不常用它寫字，只是觸摸它，作為與他對話的方式。右後方是我下午泡傳統摩洛哥茶的茶壺。它像阿拉丁神燈：我摩擦它，童年就浮現了。旁邊是我的Church’s皮鞋。父親總是穿一雙。我想他因為沒有兒子有點難過，所以當我穿上它們時，我可以成為那個兒子，重新徵服自己的男子氣概，這讓我感到欣慰。左後方的書是一本珍貴詞彙詞典，就像在語言中旅行，我花很多時間和孩子們一起讀它。中間是我寫作時穿的摩洛哥拖鞋。祖母的腳很大，她討厭鞋子，只穿拖鞋。這是我每次從摩洛哥必帶的東西。最後是我的梳子。我記得看到母親用她的梳子把頭髮梳得蓬鬆。人們總是稱我為‘捲髮女孩’，所以某一刻我決定接受這個身份。頭髮在我的生活和書中佔有重要地位，因為它關乎作為非洲人，作為自由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