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間諜》書評：約翰·勒卡雷的書信人生 - 《華爾街日報》

約翰·勒卡雷於2012年。攝影：安東·寇班/Contour/Getty Images《私人間諜》這部630頁的約翰·勒卡雷（本名大衞·康威爾）書信集，雖不如亞當·西斯曼2015年出版的傳記那樣揭示這位神秘精明之人的真貌，也不及勒卡雷本人次年發表的片段式回憶錄《鴿子隧道》引人入勝（該書部分內容正是對那部"侵擾性"傳記的回應），但這些信件最令人着迷之處在於其即時性，尤以早年書信最為明顯。彼時的他還未以約翰·勒卡雷之名聞名於世，只是一個在人生迷途中探索的普通人——從英國與德國的求學生，到窮困潦倒的已婚父親；從懷揣商業藝術家夢想，到擔任教師、外交官（間諜）；直至《柏林諜影》問世前，他始終是個平庸的小説家。即便成名後，他也無法預知最終會因盛名所累——正如2013年他在給伊恩·麥克尤恩的信中所言，五十年間不斷被追問"摩薩德是否比中情局更強"“當間諜是什麼感覺——天啊！“這種"精疲力竭的折磨”，更不知無數記者會深挖其過往，最終曝光他同時效力于軍情五處與六處的歷史。

本書由勒卡雷之子蒂姆·康威爾精心編撰並作序，遺憾的是他在付印前離世。儘管卷帙浩繁，這僅是勒卡雷書信的精選集。他與眾多情人的通信大多已銷燬或隱匿——從現存幾封令人難堪的信件來看，這無疑是明智之舉。許多已知存在的信件已散佚，其中包括蒂姆·康威爾提及的"關於’間諜道德觀’的十六頁’痛苦長信’（致蒂莫西·加頓·阿什）"，以及勒卡雷自稱少年時寫給斯大林的兩封信：一封向最高統帥建言開闢第二戰場，另一封則是對學校的抱怨。

關於缺席的部分就説到這裏。這裏的第一封信是13歲的大衞·康威爾於1945年6月寫給他在謝伯恩學校未來的舍監的，信中他樂觀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儘管他最終未能完成在那裏的學業。最後一封信寫於2020年11月，即他去世前兩週，是寫給他的老朋友、記者兼戰亂地區嚮導大衞·格林威的。在這75年間寫下的數百封信中，有給他兩位妻子、孩子們、弟弟託尼、同父異母的妹妹夏洛特以及繼母瓊·康威爾的充滿愛意的信件，正是瓊激發了他對書籍的熱愛。

還有給其他作家、演員、導演、英國老牌間諜（以及一位前蘇聯間諜）、特工、出版商和朋友的來信。其中有兩封過分熱情到令人尷尬的感謝信，一封是寫給菲利普·羅斯的，他曾稱讚《完美的間諜》是“戰後最好的英國小説”；另一封是寫給格雷厄姆·格林的，他對《冷戰諜魂》的讚譽（“我讀過的最好的間諜小説”）幫助這本書成為暢銷書。後來，格林為金·菲爾比的辯護引發了他與勒卡雷之間的一場公開罵戰。儘管兩人最終和解，但勒卡雷在去世前不久向作家本·麥金泰爾承認，格林“仍然讓我感到不安”。

許多信件相當常規，包括關於印刷量、促銷和銷售的信件，以及給未來康沃爾遊客的信件，詳細介紹了交通、住宿和建議的活動。儘管這些信件可能並不出彩，但它們確實展現了勒卡雷的商業眼光、對時尚文學圈的蔑視，以及他如何保護工作所需的獨處、專注和精力。他拒絕讓自己的小説參加評獎，儘可能避免採訪（“我寧願花大價錢，也不願再被迫談論我生活的美化版本”），並拒絕了CBE和爵士頭銜——儘管他確實接受了一些外國榮譽和牛津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這需要打扮得像一條戴着帽子的老鮭魚”。讓事情變得生動的是幾封言辭激烈的信，一封是寫給製藥公司諾華的高管的，他們反對勒卡雷在《永恆的園丁》的採訪中將他們描述為“一羣為了最大化利潤而忽視基本人權的貪婪罪犯”。另一封致命的信是寫給新任《紐約客》編輯蒂娜·布朗的，因為她發表了“在我漫長的寫作生涯中見過的最醜陋的黨派新聞之一”。

冷戰結束後，勒卡雷開始將小説場景移至歐洲之外，其書信顯示他曾多方蒐集東南亞、以色列、約旦河西岸、俄羅斯、埃及、巴拿馬、土耳其和非洲的資訊與嚮導資料。這些旅程（以及由此誕生的作品）折射出他對英國日益加深的幻滅感，以及對美國陰謀手段的強烈憎惡——他在給友人阿爾·阿爾瓦雷斯的信中寫道，自己在美國被塑造成"反美、反猶、反上帝、幾乎反一切"的形象。如同他的小説一般，這些信件也反映出他對"恐怖產業”（語出《微妙的真相》）的日益厭惡，對祖國對美國卑躬屈膝的憤懣，以及對政府縱容盜賊統治者、軍火商、毒販和洗錢者的痛心。他憎惡那個"滿嘴謊言的跳樑小醜"託尼·布萊爾——“自欺欺人、自戀自私又自我開脱”，也看不上"伊頓公學出身的粗鄙之徒"鮑里斯·約翰遜。最終，他對英國脱歐進程的厭惡促使他在臨終前取得了愛爾蘭公民身份。

書信中始終籠罩着勒卡雷父親羅尼的陰霾，這個靠欺詐維持奢華生活的男人，其騙局、破產與牢獄之災給兒子帶來了無法磨滅的恥辱與負罪感。信件中零散提及羅尼的種種詭計：試圖倒賣兒子小説的電影版權，偷偷抵押第二任妻子家族的洗衣店，甚至騙走年邁姑母的全部積蓄只給她留下28英鎊。“簡而言之，“勒卡雷在1955年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父親已經暴露出…他是個無底線的黑暗騙子。我穿的衣服、吃的食物、讀的書，都是用這種錢買的。英格蘭中部那些老太太把畢生積蓄投給根本不存在的瘋狂計劃…而我就像在他們牧場上飽食的牲畜。”

在這樣一位父親的影響下成長，環境之惡劣可想而知，難怪勒卡雷小説的核心主題是背叛，而這也部分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的不忠行為令人震驚，儘管在這部文集中僅短暫提及，但幾封寫給第二任妻子簡的痛悔信，透露出他對自己所謂“不忠”和“思想與行為反覆無常”的厭惡。更令公眾和許多朋友憤慨的是，他曾在牛津期間為軍情五處充當間諜，告發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同學。多年後他寫給（曾經的）朋友斯坦利·米切爾的兩封信中，他試圖為自己辯解，最尖鋭的理由是，當時的自己是個“骯髒、充滿報復心的小孤兒，有個病態撒謊成性的父親，卻用童子軍般的自我形象作為解藥”。

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的信件表明，寫作已成為勒卡雷存在的全部意義，但只有少數幾封透露了寫作如何將他從內心惡魔中拯救出來。2001年1月，他在給導師兼友人維維安·格林的信中寫道：“當我真正投入寫作時，仍感覺自己23歲。若不寫作，我幾乎因絕望而無法入睡：從許多方面看，這是多麼糟糕的人生，外表卻顯得光鮮亮麗。但內心自童年起就積壓着憤怒與缺愛的煎熬，有時幾乎無法抑制。”這種憤怒與缺愛——羅尼留給兒子的遺產——正是勒卡雷作品力量的根源。即便他試圖與父親徹底斷絕關係，仍無法擺脱內心的責任感，甚至愛意，從而滋生出一種有毒的背叛感。雖然幾封信件對此略有暗示，但其完整綻放是在救贖中——在勒卡雷的小説裏。

鮑爾斯女士是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頒發的諾娜·巴拉基安評論卓越獎得主。

2022年12月10日印刷版以《又名大衞·康威爾》為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