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放棄自由貿易嗎？產業政策完成循環——《華爾街日報》

隨着近期《芯片法案》的通過，美國政府將在向本國半導體產業豪擲500億美元的同時，對中國實施關鍵芯片出口禁運，美國正重拾其歷史軌跡。

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插圖：肖恩·麥凱布二戰結束後的77年間，美國兩黨、經濟學家、華爾街和商業圓桌會議始終鼓吹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事實上，作為里根政府商務部長顧問，我曾奉部長和白宮之命，通過談判制止日本"不公平的產業政策和重商主義貿易行為"，例如對其半導體產業的補貼。

然而日本不過是在效仿早期的美國。

傑斐遜與漢密爾頓之爭

美國建國之初，托馬斯·傑斐遜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展開了一場著名論戰。前者預言美國將成為自耕農的自由貿易國度，後者則敏鋭察覺到英國正在興起的工業革命，預見技術進步將推動工廠生產創造財富，塑造產業工人國家。

1812年美英戰爭中，美國因軍工製造能力不足幾近戰敗，改變了傑斐遜的觀點。他坦言：“經驗使我明白，製造業對我們的獨立與福祉同等重要。”

大陸會議領袖——約翰·亞當斯、羅伯特·莫里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托馬斯·傑斐遜——奧古斯都·託利的素描。傑斐遜和漢密爾頓最初對美國經濟未來有着截然不同的願景。圖片來源：APIC/Getty Images在這種思想轉變之後，美國轉向重商主義，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税，並實施產業政策，為工業發展提供補貼，如伊萊·惠特尼的流水線大規模生產可互換零件、羅伯特·富爾頓的蒸汽船和塞繆爾·莫爾斯的電報。

在內戰期間，亞伯拉罕·林肯將對當時全球低成本鋼鐵生產國英國的進口鋼鐵關税提高到創紀錄水平。面對批評者，林肯説：“我對關税瞭解不多，但我知道，當我們在國外購買鋼鐵時，外國人得到了錢，而我們得到了鋼鐵；但當我們在美國購買鋼鐵時，我們既得到了鋼鐵，也得到了錢。”不久之後，隨着產量上升帶來的成本下降，美國成為了低成本生產國。

1944年，堪薩斯州威奇托波音工廠正在建造的B-29轟炸機。二戰期間，聯邦政府指導工業生產為戰爭服務。圖片來源：FPG/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二戰期間，美國政府直接命令通用汽車等大公司停止生產汽車（或他們當時生產的任何產品），轉而生產飛機和坦克。戰時經濟是終極產業政策，它不僅大幅降低了生產成本，還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技術進步。

當然，這場戰爭之前發生了大蕭條，而大蕭條又源於令人瞠目的《斯姆特-霍利關税法》——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將經濟大蕭條乃至戰爭歸咎於此。

政策逆轉

戰後，美國幾乎在所有行業都成為全球主導生產者。此時需要的不是更具競爭力的美國，而是一個能通過購買和投資助力世界其他地區重建的美國。這種需求與專業經濟學家日益重要的作用相結合（他們先應對大蕭條，後參與戰後世界重建），促使美國政策從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徹底轉向自由貿易和全球化。

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最早由英國銀行家大衞·李嘉圖在1817年提出，他引入了"比較優勢"概念。他證明即使英國生產葡萄酒和布料的效率都低於葡萄牙，但若英國專注生產布料（英國生產布料的劣勢小於葡萄酒）、葡萄牙專注生產葡萄酒，兩國仍能雙贏。這就像一位打字速度比助理還快的醫生，仍會選擇專注行醫而讓助理處理文書工作。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各國專注於最擅長的領域並通過貿易獲取其他商品，似乎都能更加繁榮。因此自由貿易看似是雙贏命題，理應被所有人接受。

但該理論的關鍵假設及用於計算貿易影響的經濟計量模型存在疑問。例如標準GTAP模型假設完全競爭，沒有任何單一生產者能對市場價格或成本產生可量化影響——這顯然不適用於波音與空客等案例。模型還假設無論生產一件還是一千件產品，單位成本都相同，而實際上大規模生產通常會導致成本下降。

這些模型還假設工資由工人的固有技能決定，而非其所在公司和行業的性質。因此，如果你在福特公司每小時賺50美元，理論上若福特解僱你，沃爾瑪會以同樣的50美元薪資僱傭你。

2022年9月，拜登總統出席俄亥俄州英特爾半導體工廠奠基儀式。增加國內芯片產量可降低供應鏈中斷風險。圖片來源：Andrew Spear/Getty Images### 唯一道路

從1945年到近年，這些理論和假設一直是美國大學貿易課程的教學聖經、政府談判準則和媒體闡釋依據。美國經濟學權威堅稱自由貿易——甚至是單邊自由貿易——是通往繁榮的唯一道路。

隨後在2018年3月1日，自由貿易"教廷"《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故事標題為《西方如何誤判中國》。不到半年後的8月，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部分商品加徵關税。

2021年許多人認為拜登新政府會取消這些關税。但新政府反而效仿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亞伯拉罕·林肯，出台了《芯片法案》等政策。

拜登總統的行動不僅暴露了現行貿易理論的缺陷，還揭示了新問題。以供應鏈風險為例：全球化漫長複雜的供應鏈必然比短鏈模式風險更高，新冠疫情已顯現部分代價。這些風險從未被納入計量經濟模型或投資財務核算。當供應鏈連接政治、法律和哲學體系迥異的國家時，風險尤為巨大。若將風險計入成本，許多貿易將停滯。

另一個例子是温室氣體排放。貿易運輸產生的温室氣體約佔全球總量的14%，這一成本從未被計入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中。若將其納入，貿易量將大幅減少，國內生產則會增加。

另一個未被內化的成本是脅迫代價。德國因依賴俄羅斯天然氣而受制於俄，如今正付出高昂代價。同樣，新冠疫情危機暴露出美國對中國的高度依賴存在風險——這個國家的政治理念與自由世界直接對立。

顯然，基於新古典自由貿易理論的全球化過去是、現在仍是錯誤的賭注。漢密爾頓從一開始就做出了正確判斷。

普雷斯托維茨先生是經濟戰略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曾任里根政府商務部長顧問。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