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播客主持人仍在打掃房屋或端盤子——《華爾街日報》

莉莉·馬羅塔和史蒂文·菲利普斯-霍斯特主持了一檔名為《史蒂文與莉莉的名人讀書會》的熱門周播播客。這檔自由隨性的節目通過點評名人著作，獲得了包括《紐約客》和《紐約時報》在內的媒體盛讚。這對紐約搭檔的線下演出在洛杉磯和倫敦場場售罄，還登上了炫目的時尚大片。

“雖然光鮮亮麗，但媒體報道可付不了賬單，“同時擔任保潔員的馬羅塔先生説道。

經常地，使用they/them代詞和Mr.稱謂的馬羅塔會直接從客户公寓的清潔工作趕往播客相關活動或採訪，把"髒短褲"換成"時髦行頭”。最近他們還在客户家兒童房裏通過Zoom為某伏特加品牌參與焦點小組，賺取外快。當被問及夜間外出帶什麼時，“人們總問’你裝了什麼？‘我就説’一把拖把’，他們通常以為我在開玩笑。”

在這個蓬勃卻難以預測的播客領域，完全可能出現節目爆紅卻仍需兼職維生的狀況。即便你的節目突破了"地下室孤獨宅男"的刻板印象贏得真實聽眾，在投入製作、主持和剪輯的長久工時裏，你可能仍在擦地或端盤子。雖然許多播客主身兼媒體全職工作，但有些小眾名人在不相關行業辛苦打拼，隨着名氣增長難免遭遇尷尬處境。

“我認為人們可能只是為了錢才進入這個行業，”布魯克林播客公司Pineapple Street Studios的聯合創始人詹娜·韋斯-伯曼説，她負責製作莉娜·鄧納姆和羅南·法羅的節目。“而事實是，能賺錢的播客少之又少。”

播客通常是一種激情項目，但現在偶爾也能成為獲得認可和金錢的途徑。研究公司Statista預測，美國有8890萬播客聽眾，高於2020年的7590萬。在Apple Podcasts上列出的節目超過200萬，似乎每分鐘都有新的播客推出以滿足這一需求。此外，Spotify過去幾年的大額交易助長了播客淘金熱——從亞歷克斯·庫珀為《Call Her Daddy》簽署的6000萬美元協議，到喬·羅根據傳為其節目獲得的2億美元。（《華爾街日報》與Spotify旗下的Gimlet Media有合作關係。）

莉莉·馬羅塔的播客通過在布魯克林和芝加哥的售罄現場演出獲得了收入。主持人通過播放廣告、進行現場演出和銷售商品等方式賺錢。一些播客屬於Pineapple或Wondery等成熟網絡的一部分，這些網絡負責製作、銷售和推廣他們的節目，而其他播客則聘請專門銷售廣告的公司。廣告銷售基於收聽或下載數量的不透明且不斷變化的系統。

韋斯-伯爾曼女士估計，一檔擁有5萬名聽眾的成功播客每集廣告收入約為2500至5000美元。

馬羅塔先生的播客由Prologue Projects製作，每月下載量超過10萬次。他們拒絕透露廣告銷售數據。“名人讀書會"主要通過Patreon平台盈利，粉絲每月支付5美元起訂閲獨家內容，每月淨收入約5000美元，與製作團隊分成。現場演出同時銷售周邊商品，可創收約2000美元。

2016年喜劇演員馬特·羅傑斯與現任《週六夜現場》演員楊伯文創辦"Las Culturistas"播客時，他打着零工而楊先生擔任平面設計師。即便播客走紅數年後，羅傑斯仍在紅鈎區的布魯克林蟹餐廳當服務生（常有聽眾認出他），並擔任巨型巴士"The Ride"的導遊。

有段時間"The Ride"安排他在卡內基音樂廳外假扮街頭藝人，每天與薩克斯手多次表演梅根·特瑞娜的《嘴唇會説話》。他回憶道：“是播客讓我們得以告別朝九晚五的工作。“羅傑斯目前正進行全國巡演，並在Showtime平台推出音樂喜劇聖誕特輯。

有時播客主持轉型全職音頻創作者的過程更為艱難。“我過去像過着雙重生活，“蘋果社媒類Top10播客《破產女孩療愈室》主持人斯蒂芬妮·梅根坦言。她在沙龍前台、相機店和公關公司兼職期間（這些工作最終都被解僱）默默發展播客，甚至創建了不提及自己爆款播客的備用Instagram賬號。

2020年，當梅根女士的播客首次被Lipstick & Vinyl網絡平台收錄時，每月收入約300至500美元。如今，每條節目中可插入多達三條主播口播廣告，每條收費約500美元。最近一場現場演出淨賺5,450美元，周邊商品銷售又額外帶來2,000美元收入。

曼哈頓私立學校Avenues的教師德魯·奧林格同時是播客《我們的奮鬥》的聯合主持人，該節目以鬆散形式探討卡爾·奧韋·克瑙斯高的作品，被《名利場》稱為"文學界轟動之作”。當他走進教室時，高中生們常會播放這檔播客。節目內容時而粗俗（最新一期討論了飛機上的性行為），但奧林格表示近來他更常收斂尺度。他説：“我在節目中扮演某種角色——一個放蕩不羈卻仍能對寫作發表些似是而非見解的懶鬼，這顯然與我在學校的形象截然不同。”

《我們的奮鬥》播客聯合主持人德魯·奧林格同時任職於曼哈頓私立學校。該播客不接廣告，僅通過T恤、馬克杯和現場演出門票獲得約1,000美元總收入。在其中一期節目裏，聯合主持人勞倫·特謝拉將馬克杯比作信天翁：易碎難寄。儘管奧林格坦言曾幻想靠播客謀生，但他表示自己同樣熱愛教書。

“作為播客主播的一部分工作意味着我會受邀參加許多讀書會，經常深夜在外與文人雅士們高談闊論，但第二天早上九點還得站在講台上，”他説，“感謝上帝讓我有這份工作，因為它讓我的生活比純粹的播客生活方式更健康。”

馬羅塔先生將自己比作大衞·塞達里斯——這位播客先驅曾在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美國生活》節目中講述自己採摘蘋果、在梅西百貨扮演精靈等古怪兼職經歷。即便在1994年處女作《桶裝熱病》成為暢銷書後，塞達里斯仍堅持做保潔工作。馬羅塔表示，清潔工作有時也能激發創作靈感，正如塞達里斯的經歷所示。

“第一次打掃房屋時我總能收穫素材，”他説，“但當我跪在地上清理瓷磚縫時，可能會想‘這恐怕榨不出什麼創作靈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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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2022年12月15日印刷版，標題為《白天上班，夜晚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