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讓反猶主義者定義猶太身份?——《華爾街日報》
Daniella Greenbaum Davis
對於賀曼賀卡的消費者來説,光明節是一個熟悉而振奮人心的故事:被壓迫的民族(猶太人)奮起反抗暴虐的壓迫者(塞琉古王朝的希臘人),憑藉堅韌和上帝的幫助戰勝了重重困難。這是一個適合電視播放的敍事。但它也是不完整的。
與流行的劇本相反,這場戰爭主要是猶太人與其他猶太人之間的戰爭。在這場衝突中,一小羣人——馬加比家族——為了維護他們的傳統和獨特的猶太生活方式,與當時已經融入希臘化文化的更大多數猶太人進行了鬥爭。回憶這個更完整的故事,為下週慶祝光明節的美國猶太人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教訓。
在安條克三世(公元前241-187年)統治時期,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過着相對安穩的生活。雖然希臘人無疑鼓勵他們的猶太同胞融入他們的文化,但他們也在很大程度上容忍和尊重猶太人的特殊性。在《猶太古史》中,羅馬-猶太學者弗拉維烏斯·約瑟夫斯引用了安條克的一封信,信中他宣佈所有猶太人都應該能夠“按照他們國家的法律生活”。
然而,僅僅一代人之後,到了馬加比起義時期,猶太人越來越多地接受希臘文化,侵蝕了他們自己的文化。這種演變表明了與眾不同的挑戰,即使是在表面上容忍差異的社會中也是如此。
今天我們很少關注這些挑戰。相反,我們的注意力可以理解地指向反猶太主義的後果。考慮到1939年全球猶太人口接近1700萬。納粹及其合作者在接下來的六年裏殺害了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近80年後,猶太人仍未恢復到大屠殺前的人數。
今年,紐約的數據描繪了一幅嚴峻的圖景。僅11月,紐約市警察局就報告了45起反猶犯罪——平均每16小時發生一起。雖然猶太人佔該市人口比例不到20%,但他們卻占上個月全市所有仇恨犯罪的60%。
從匹茲堡和加州波威的猶太教堂槍擊事件,到名人吹捧希特勒的激烈言論,反猶主義在全國範圍內顯而易見。應對這種仇恨行為和不容忍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我們幾乎只關注外部威脅,就有可能讓自己無法準備好擁抱我們的特殊性。
根據2021年5月皮尤的一項調查,約三分之一的已婚美國猶太父母表示,他們沒有將孩子培養成猶太人。57%的受訪基督教成年人認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而猶太人中這一比例僅為28%。這種流失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曾經佔羅馬帝國人口10%的猶太人,如今佔全球人口比例不到0.2%。
光明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框架,告訴我們如何將這巨大的黑暗轉化為光明。甚至“Hanukkah”(也拼作“Chanukah”)這個詞——與希伯來語“chinuch”(意為“教育”)同根——也提供了啓示。其故事核心的戰爭是一場更大規模思想鬥爭的縮影,這場鬥爭比任何政治反抗或實際戰爭更能體現馬加比家族的真正遺產。
公元前二世紀的希臘化猶太人展示了少數羣體失去獨特身份後的命運。雖然美國猶太人理所當然地關注社會各階層的反猶主義,但如果讓反猶主義來定義猶太教,就等於將最終的勝利拱手讓給那些希望傷害猶太人的人。如果我們優先指責那些傷害我們的人——或鼓勵反誹謗聯盟以猶太人的寬恕換取組織捐款的荒謬交易——我們就把猶太身份縮小到了最可悲的形式:反反猶主義。20世紀90年代,以色列學者澤夫·馬根(當時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認為,記錄反猶者的罪行是無效的。他寫道,對抗反猶主義的唯一方法是“促進反猶者想要粉碎的東西:猶太人的生命力。”
馬根先生在三十年前寫下這些話,但這一理念要古老得多。兩千多年前,馬加比家族首次提出了這一觀點。當他們結束戰爭後,在思想的戰場上繼續戰鬥並取得勝利,重新教育他們的猶太同胞關於猶太身份的意義。他們的成功帶來了猶太民族、宗教和文化力量的復興。他們的榜樣可以為我們今天的道路指明方向。
格林鮑姆·戴維斯女士是《旁觀者》的專欄作家。
照片:蓋蒂圖片社/iStockphoto刊登於2022年12月16日印刷版,標題為《為何讓反猶主義者定義猶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