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的美國》評論：國富論 - 華爾街日報

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1980年。圖片來源：Everett/Shutterstock亞當·斯密的崇拜者們可能會驚訝地發現，有一整個學術產業致力於論證這位偉大的蘇格蘭經濟學家並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支持者。關於斯密和蘇格蘭啓蒙運動經濟思想的學術論文中，常常包含冗長的解釋，説明他實際上並不提倡無道德的資本主義和不受約束的市場，而是相信一個將道德關切置於市場之上的有德社會。

拋開學術爭論不談，關於斯密經濟觀點的基本要點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鉅著《國富論》（1776年）提出，經濟增長不是政府規劃的結果，而是許多人在有序政體框架內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然結果。過去60年來，對於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來説，問題在於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一些著名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公開將《國富論》的主要論點應用於戰後自由主義秩序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問題。換句話説，他們徵召斯密來反對中央計劃和高税收。在他們看來，他關於“看不見的手”的比喻——自利的商人經營自己的生意時，“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着去促進一個並非他本意的目的”——粉碎了那些認為遙遠的計劃者最有能力創造廣泛繁榮的幻想。

這使得18世紀偉大思想家之一的史密斯與羅納德·里根、小威廉·F·巴克利及本報社論版立場一致。坦率地説，現代學術界絕不可能容忍這種關聯存在。

平心而論，《國富論》遠不止是對開放市場的頌歌。與20世紀古典自由主義相關的思想是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集體主義意識形態中形成的；而史密斯對這些概念一無所知。儘管他抨擊了政府對經濟事務的大多數干預形式，卻也提出了一些被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所詛咒的觀點——最著名的是勞動價值論（即商品價值源於其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勞動）。同樣耐人尋味的是，作為自由貿易的首位偉大倡導者和保護主義的鞭撻者，史密斯於1778年擔任了愛丁堡海關專員——一個關税稽查員的職位。

然而，關於史密斯並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支持者的學術論證可能相當晦澀。這種觀點通常結合了他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1759年）。他在該書中提出，人類的善惡觀源於"同情"能力：觀察善惡行為或見證他人際遇起伏，使人能夠設身處地，進行道德思考與行動。

《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看似矛盾——前者探討同情心，後者似乎為自私辯護——這一現象常被稱為"亞當·斯密問題"。但學術界已形成解決方案，大致如下：《道德情操論》為《國富論》奠定了道德前提，表明這部更著名的著作根本不是在鼓吹原子化的資本主義和不受監管的市場。據此觀點，史密斯在《國富論》中確實為資本主義辯護，但附加了大量所謂"道德"約束。學術界的共識竟與中左翼立場完美吻合——實在奇妙！

有一個小問題：《道德情操論》並不出色。它算不上哲學鉅著，在我看來大多內容難以卒讀。更重要的是，其論點缺乏説服力——史密斯所定義的"同情心"作為構建精密道德理論的基礎實在過於薄弱。倘若他在完成《道德情操論》後離世，斯密的名字恐怕只會湮沒在哲學系圖書館的塵埃中，甚至可能連哲學界都會將他遺忘。

然而，《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之間存在關鍵聯繫的説法卻成了某種正統教條。連政客都深諳此道。英國時任財政大臣戈登·布朗在2005年演講中就宣稱：“我逐漸明白他的《國富論》是以《道德情操論》為基石，那雙看不見的手必須依託於援助之手而存在。”

但將亞當·斯密視為資本主義先驅的誤解始終揮去不去。劉 Gloria 在《亞當·斯密的美國》中指出，這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學者（尤其是哈耶克、斯蒂格勒和弗裏德曼）宣揚的誤讀。她寫道，早期詮釋中斯密思想的"複雜性與多元性"，已被"所謂芝加哥學派蒸餾出的流行神話所遮蔽——他們將斯密思想簡化為：理性利己主義才是分析人類行為的唯一有效前提，唯有市場的無形之手（而非政府的強力干預）能保障個人與政治自由。"

“提煉”演變為“神話”——這些措辭相當強烈。在同一段落中，哈佛大學社會研究講師劉女士將這個神話稱為“刻意構建的產物”。這聽起來近乎於捏造或謊言。但她迅速回避了這一暗示，表示自己“對釐清斯密最初意圖或本意的興趣，遠不及……闡明讀者對其著作提出的要求，以及這些要求如何影響了他們從中汲取的教益。”我不太明白這句話的含義，但從中能感覺到劉女士心知肚明，她並無確鑿證據證明芝加哥學派對亞當·斯密任何觀點的解讀存在謬誤。

該書副標題為“一位蘇格蘭哲學家如何成為美國資本主義的偶像”，但直到倒數第二章才觸及斯密化身為資本主義偶像的內容。中間部分基本是對亞當·斯密在歐美接受史的重構。作為歷史著作，本書確有獨到價值：我此前未曾意識到《國富論》對美國開國元勳們影響如此深遠——托馬斯·傑斐遜曾悉心研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同樣認真閲讀但強烈反對其中部分觀點；約翰·亞當斯則收藏了兩個版本，包括一本法譯本。

但當劉女士論及芝加哥學派時，出現了耐人尋味的轉折。我們瞭解到，早期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主要活躍於1920至1940年代的弗蘭克·奈特與雅各布·維納——曾批評斯密未能理解價格在自由經濟中的功能。這似乎與劉女士的核心論點（芝加哥經濟學家錯誤地將亞當·斯密塑造成自由市場英雄）相矛盾：奈特和維納明確指出斯密並未把握市場的本質規律。然而根據劉女士的分析，他們這種批評本身就是錯誤的。她寫道：“通過用純粹、客觀的經濟學語言框定斯密的貢獻與遺產，這些芝加哥闡釋者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構建了社會科學基礎——這種政治觀將自由企業凌駕於中央計劃之上，將市場理性置於道德推理之前。”

請原諒我這麼説，儘管史密斯作為經濟學家非常偉大，但他在價值和定價問題上是錯誤的。這樣説並不是要“偏袒”自由企業而非中央計劃，而是陳述事實。根據劉女士的觀點，你會有這樣一種感覺：沒有人能夠準確描述亞當·斯密著作中的任何一點內容，除非同時考慮他寫過的所有其他內容，從而用無數限制條件扼殺任何潛在的洞見。

當劉女士談到哈耶克、斯蒂格勒和弗裏德曼時，這種高調的否定變得荒謬。這些學者關注全球範圍內集體主義的興起，他們強調了斯密的觀點，即商人的自利傾向往往會促進整個社會的利益。然而，劉女士説，這“常常導致斯密的思想被簡化，以掩蓋或完全模糊早期解讀斯密時特有的複雜性、緊張關係和其他問題方面。”因此，芝加哥學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被髮明的斯密傳統”，缺乏複雜性和緊張關係。

儘管劉女士大談模糊複雜性和發明傳統，但在她的論述中，我們找不到任何哈耶克、斯蒂格勒或弗裏德曼誤解或歪曲斯密著作段落或思想的例子。“儘管哈耶克對斯密的解讀可能有些機會主義，”劉女士在引用這位奧地利經濟學家關於斯密的演講段落後寫道，“但它們並非不準確。”至於斯蒂格勒，他對斯密的研究結果是“斯密思想的某些方面被放大和美化，而其他被認為無關或不令人滿意的方面則被忽略。”哦，這可不行！

劉女士的抱怨似乎在於，哈耶克、斯蒂格勒，尤其是弗裏德曼，用一個不那麼自命不凡的詞來説，都是知識分子。弗裏德曼“掌握了將抽象複雜的學術理論提煉並重新包裝成更易消化、更易為大眾接受的語言的藝術”。“掌握了藝術”這個措辭聽起來有些陰險，但這正是知識分子所做的事情。

當劉女士引用社會主義鼓動者邁克爾·哈林頓對弗裏德曼使用“看不見的手”這一比喻的批評時，我們達到了喜劇的頂點。“弗裏德曼版本的‘看不見的手’作為右翼政治議程的問題，”她總結道，“並不在於它完全誤解了斯密的文本。”（“完全”這個詞很狡猾。）“問題在於，正如邁克爾·哈林頓所説，它是本質上是一個神話般的、非歷史性的、脱離時間的抽象解決方案，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演變。”這簡直是荒謬。如果我們認真對待哈林頓的抱怨，我們就永遠不會再引用一本舊書來闡明一個現代問題。

自由市場主義者最近沒有贏得多少爭論，但他們贏得了關於亞當·斯密的爭論。再多的學術專著和期刊文章也無法説服普通讀者，除非他先讀完《道德情操論》，否則他不會理解《國富論》中對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的辯護。如果劉女士和她志同道合的學術同行們認為我在這點上錯了，他們就需要掌握知識分子辯論的黑暗藝術。

斯威姆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的評論版撰稿人。

發表於2022年12月17日印刷版，標題為《神話、市場與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