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約瑟夫·約翰遜共進晚餐》書評：激進倫敦的東道主 - 《華爾街日報》

威廉·夏普所繪《約瑟夫·約翰遜像》（約1780年）。圖片來源：阿拉米圖片社1787年對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在擔任家庭教師的大半年裏，她忍受着孤獨、挫敗，以及因生活這場"痛苦戰爭"而生的全面絕望。當她辭去工作前往倫敦拜訪出版商約瑟夫·約翰遜後，命運開始轉折——此前約翰遜曾以10幾尼買下她處女作《關於女兒教育的思考》的版權，點燃了她的希望。八月，約翰遜為沃斯通克拉夫特提供了一間獨立居所；十一月更在泰晤士河南岸為她安置了帶僕人的住宅。在那裏她得以獨處寫作。“每當我厭倦獨居，“她告訴妹妹埃弗琳娜，“就去約翰遜先生家，那裏有我最為樂見的同道中人。”

這個圈子囊括了當時傑出的激進派作家、藝術家與思想家：威廉·華茲華斯與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科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與約瑟夫·普里斯特利；小説家瑪麗亞·埃奇沃思及哲學家威廉·葛德文等。四十年來，約翰遜不僅出版他們的著作，每週還在聖保羅教堂庭院72號的住所兼工作場所設宴款待。在這座大教堂的蔭庇下，從他書店上層的斜角暗室中——那裏沒有直角牆面，白日裏充作書桌的餐桌旁——約翰遜舉辦的晚宴常持續至凌晨。菜品雖單調尋常（水煮鱈魚、烤小牛肉、米布丁），但賓客們從熱烈的思想交鋒與温馨氛圍中汲取養分。有人回憶，這裏是"不同黨派信仰、政見宗教的人們自在歡聚的所在”。

如今，約翰遜幾乎不為人知，他的名字被那些曾在他餐廳的陰影中熠熠生輝的耀眼人物所掩蓋和遮蔽。埃克塞特大學英語文學教授黛西·海在她引人入勝且研究詳盡的新書中，揭示了這位有影響力的出版商和書商的一生。但《與約瑟夫·約翰遜共進晚餐》不僅僅是一本詳細的人物傳記：它還生動地描繪了約翰遜款待併為之發聲的那些人的羣像——海女士認為，這些人重塑了18世紀末的文學景觀。

約翰遜於1738年出生在利物浦郊外的一個村莊。他的浸信會父母在他14歲時將他送到南方，開始與倫敦一位同屬浸信會的書商學徒。約翰遜生活節制——不淫亂、不賭博、不去酒館喝酒——作為交換，他學會了這一行的技能。七年後，他自立門户，立即通過尋找作者、出版多樣化的書籍和建立穩固的關係來樹立自己的名聲。

約翰遜一生中持續的一段關係是與瑞士藝術家亨利·富塞利的。約翰遜出版了富塞利關於盧梭的小冊子，併為他提供住所。富塞利通過將作品翻譯成英文並贈送他的藝術作品作為禮物來表達感激之情（他最著名的畫作《夢魘》的一個版本描繪了一個夢魘俯視着熟睡的女人，是約翰遜餐廳中引人注目的焦點）。約翰遜還與約瑟夫·普里斯特利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兩人都是宗教異議者，都渴望新思想，都認為通過出版書籍傳播知識是實現迫切需要的社、文化和政治變革的最佳手段。

18世紀70年代，約翰遜擴充了他的出版名錄，推出了一系列女性作家的作品。安娜·萊蒂西亞·巴鮑德為年輕讀者開闢了新天地，其《兒童啓蒙課》多卷本著作供不應求，約翰遜不得不每年加印。瑪麗·斯科特在長詩《女性捍衞者》中不僅彰顯女性成就、揭露女子教育的缺陷，更呼籲"生活境況不允許深入文學研究的女士們，至少將部分閒暇時光用於提升心智”。

約翰遜聘請威廉·布萊克擔任雕版師，委託他為伊拉斯謨·達爾文的史詩《植物園》製作插圖，並通過在店內展示這位藝術家"彩繪書"的精選樣本來推廣其作品。他始終支持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寫作事業，但這種慷慨是以文學回報為預期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恪守約定，從禮儀指南到道德寓言（由布萊克配圖），直至1792年裏程碑式的《女權辯護》，創作成果豐碩。

約翰遜幾乎出版了另一部劃時代著作——托馬斯·潘恩的《人的權利》。這本小冊子是對埃德蒙·伯克譴責法國大革命的《反思》的猛烈抨擊，被海伊女士稱為"英國政治史上最著名的小冊子論戰"之一。最終在出版當日，約翰遜迫於政府特工壓力退出了出版人角色。

當約翰遜再次與當局發生衝突時，已無周旋餘地。1798年，在《禁言法案》頒佈鎮壓改革派三年後，他因銷售吉爾伯特·韋克菲爾德親法國革命的小冊子，被控為"惡意煽動叛亂的危險分子"。總檢察長在庭審中宣稱：“除非讓書商明確意識到須對出版物負責，否則國家永無寧日。”

60歲時，約翰遜被關進監獄。次年出獄後，儘管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他仍重操舊業，在店鋪與餐廳間奔波。瑪麗亞·埃奇沃思寫道，政治上"他變得極為謹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1809年約翰遜去世時，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遺孀威廉·戈德温用一句簡潔的頌詞向他致敬：“他以行善為樂”。

海女士的著作通篇彰顯着這一點。約翰遜社交圈的人們高度評價這位朋友、東道主、恩人與推手。沃斯通克拉夫特視他如父如兄，柯勒律治認為他是"高尚之人"。約翰遜的善意形式多樣：為離經叛道的牧師提供被海女士稱為"印刷講壇"的平台；出版讓科學走入尋常百姓家的書籍；將宅邸不僅打造成沙龍，更成為受迫害者和時運不濟者的避風港。

值得慶幸的是，海女士的著作並非聖徒傳。並非所有人都敬畏約翰遜。某文學界趨炎附勢之徒就曾遭他拒絕，先報以"譏諷的咧嘴一笑"，繼而發出"輕蔑的冷笑"。許多作家對其拖沓作風深感不滿，詩人夏洛特·史密斯抱怨道：“等他回信比見彗星還難”。約翰遜還常犯判斷錯誤，以現代眼光看堪稱災難性——1792年他出版西印度種植園主的辯詞，為其買賣和蓄奴的權利辯護；次年又僱傭反廢奴主義槍手威廉·湯姆森編校加布裏埃爾·斯特德曼揭露蘇里南奴隸制暴行的著作，結果原稿的尖鋭批判被刪改殆盡。

有時，海女士的著作會給人一種片段式的閲讀體驗，章節間在不同與約翰遜合作的作家之間跳躍。讀者或許能從克萊爾·托馬林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與死》（1974年）等完整傳記中，更全面地瞭解其中一些思想家的形象。然而，海女士對威廉·柯珀等鮮為人知人物的濃縮式歷史描寫尤為出色——這位從未見過約翰遜的詩人，卻創作出讓出版商致富的傑出詩篇。她還生動描繪了一個被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英國暴亂等劇變定義的時代，以及一個折射出激進變革需求的出版界。但本書的核心，始終是那位身處倫敦文學生活中心、在餐桌上引領話題的"既是書籍製造者，也是夢想締造者"的人物。

福布斯先生是愛丁堡的一位作家，其作品曾發表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等出版物。

本文發表於2022年12月24日印刷版，標題為《異議者的二次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