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舉行大罷工——《華爾街日報》

美國政界人士正以新的眼光看待工會，即便這些工會對經濟形成鉗制。要了解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如何運作，不妨看看讓英國陷入癱瘓的罷工浪潮。

英國在12月的大部分日子裏至少發生了一起罷工。先是教師、部分公交車司機和郵政工人罷工。然後是鐵路工人、郵政工人（再次）和一些公務員的糾察行動。接着是更多的鐵路罷工，機場移民官員的罷工給成千上萬試圖在假期探親的人帶來了不便。更多的鐵路罷工計劃在1月進行。

最令人不齒的是醫療行業的罷工，護士和救護車工作人員紛紛離職，並計劃在下個月再次罷工。理論上，這些罷工不應影響緊急護理，但政府運營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捉襟見肘，因為它一如既往地無法應對季節性寒冷天氣疾病和新冠疫情後積壓的手術及其他治療。最好不要生病或發生意外。

這種國家恥辱如何被允許發生，是一個警示故事。戴維·卡梅倫首相領導的上一屆保守黨政府認為，它已經終結了工會讓國家癱瘓的能力。2016年的一項法律要求罷工投票至少要有50%的參與率才有效，並對基本服務中的罷工投票設定了更高的門檻。

然而，這項法律留下了太多漏洞，尤其是未能像大多數歐洲政府那樣廣泛定義“基本公共服務”。也有太多英國人仍在為政府工作，或者鑑於政府與名義上的私營僱主關係密切，他們不妨這樣做。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截至2019年，政府直接僱傭的勞動力佔英國勞動力的16%，而美國為15%。但與美國（19%）相比，英國公務員為國家政府工作的比例要高得多（61%）。

這忽略了那些受僱於名義上私營企業的英國工人，比如鐵路公司或皇家郵政（2011年私有化）。這些公司受到嚴格的票價或郵資監管以及政府強加的服務標準約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開了市場競爭。

這一切使得工會可以毫無顧忌地提出要求，而無需擔心僱主的商業生存能力——這是私營部門工會面臨的最大制約。政客們被拖入談判，當僱主希望以提高工資換取生產效率提升（如更高效的工作規則）時，這種情況尤其不利。當政客是保守黨人而工會領袖支持反對黨工黨時，工會更有理由拒絕合作。

更重要的是，工會在薪酬問題上可能確有道理。首相里希·蘇納克和財政大臣傑里米·亨特似乎希望通過凍結政府僱員名義工資來平衡政府賬目。員工對此不滿並非沒有道理，但政府在勞動力市場的存在如此龐大，以至於無法判斷他們的技能在更自由的經濟中價值幾何。這使得蘇納克和亨特不得不與能讓經濟陷入停滯的工會討價還價。

給美國政客的備忘錄：臃腫且工會化的政府僱員隊伍或許能做許多事，但唯獨不能讓火車準點運行。或者，在英國的情況下，根本不能保證火車開動。

12月21日，倫敦救護車服務局外，救護車工作人員舉着標語參與罷工。圖片來源：亨利·尼科爾斯/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