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認為全球領導力出現真空——《華爾街日報》
Walter Russell Mead
在全球對卓越領導力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的當下,世界領導力的質量是否正在下降?正如我在本月一次漫長的午餐會上所瞭解到的,亨利·基辛格認為這正是當前的現狀,他擔心這可能會危及人類文明。
憂慮對基辛格先生來説是與生俱來的。他的第一本書《重建的世界》(1957年)闡述了一些至今仍主導他思想的基本觀點。基辛格先生認為,在任何特定時期,只有少數人能夠理解一個可行的世界秩序的複雜架構,而具備創建、捍衞或改革這一使部分和平成為可能的微妙國際框架所需領導才能的人則更少。
更糟糕的是,一個有效的領導者僅僅理解國際體系是不夠的。基辛格先生認為,任何國家公民所希望看到的世界與實際可能實現的世界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世界不可能像中國輿論所希望的那樣以中國為中心,不可能像許多美國人所希望的那樣民主或覺醒,不可能像許多穆斯林所希望的那樣伊斯蘭化,不可能像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所希望的那樣對發展問題作出回應,也不可能像法國和英國人民所希望的那樣對法國的偉大或英國的道德領導力感到敬畏或欽佩。
偉大的領導者必須彌合本國公眾輿論與國際外交中不可避免的妥協之間的差距。他們必須足夠清晰地看清世界,以理解什麼是可能和可持續的,並且必須能夠説服他們的同胞接受那些往往不可避免地令人失望的結果。矛盾的是,這一任務在美國這樣的強國往往更為艱鉅,因為美國往往能夠在世界上獲得大部分它想要的東西。小而弱的國家理解妥協的必要性;大而強的國家往往認為它們可以擁有一切。
這種領導力需要罕見的才智、深厚的教育背景以及少數人才具備的政治直覺理解力。基辛格先生的最新著作《領導力:世界戰略六論》聚焦六位在國內外取得卓越成就的領導人(德國的康拉德·阿登納、法國的夏爾·戴高樂、美國的理查德·尼克松、埃及的安瓦爾·薩達特、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但本書着眼未來而非過去。正如基辛格在與我的午餐會上強調的,他擔憂孕育這些領導人的特殊時代條件可能正在消逝。
書中剖析的六位領袖均非出身社會精英階層。他們來自普通家庭的中產階級背景,這種成長環境賦予他們理解同胞世界觀的能力。通過精英教育體系的選拔,他們接受了嚴格而系統的教育,在心理、智識和文化層面為日後在國家與國際事務最高層面運籌帷幄做好了準備。
令基辛格憂心的是:這條成才通道是否正在斷裂——精英學府是否已不再提供這種嚴謹訓練,他所謂的"深度文化素養"是否已衰退到社會無力為新一代領導者儲備必要智慧的程度。
這不僅是關於"覺醒派"教授簡化教育或膚淺左翼意識形態驅逐大學課堂複雜精微思想的問題,更是關乎傳統學術的深度與嚴謹性能否抵禦電子媒體助推的視覺文化氾濫與注意力渙散的挑戰。
年近百歲的基辛格先生對領導力問題的思考時間,比大多數美國人的壽命還要長。上世紀60年代他步入政壇時,老派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精英仍主導着美國外交政策領域。但像艾奇遜、邦迪和艾爾索普這樣的老牌精英——他們為美國帶來了馬歇爾計劃,也帶來了越南戰爭——已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尼克松、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21世紀美國治國方略的履歷卻不那麼鼓舞人心。
基辛格警告説,如今世界秩序問題正變得愈發棘手。大國競爭加劇,中國帶來的挑戰比蘇聯時期更為複雜,隨着全球衝突可能性持續上升,國際信任度不斷下降。基辛格表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智慧,但這並不容易獲得。
很難不認同這些觀點。當前美國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政策的辯論,常常呈現出一場乏味的對決:一邊是深陷傳統羣體思維的官僚,另一邊是揮舞膚淺口號的民粹煽動者。亨利·基辛格認為我們需要做得更好。恐怕他是對的,我希望《領導力》這本書能獲得應有的廣泛讀者羣。
2020年1月,亨利·基辛格在柏林發表演講。圖片來源:Christoph Soeder/Zuma Press刊載於2022年12月27日印刷版,標題為《基辛格眼中的全球領導力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