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警告第一代人比父母更貧困 - 彭博社
Swati Pandey
Alison Pennington來源:Alex Kwong攝影
澳大利亞高度受教育的 95 年後出生的 Z 世代,將成為首批比父母更糟糕的一代,因為不穩定的工作、住房短缺和全球變暖破壞了他們的前景,經濟學家 Alison Pennington 表示。
青年失業率仍然是全國失業率的兩倍以上,而不斷增加的學生債務、較少的全職工作和飆升的租房成本使年輕人處於極不穩定的境地,Pennington,在她的新書《Gen F’d?》中説。
Alison Pennington來源:Alex Kwong攝影Penington 表示,這本書是一個號召,幫助年輕澳大利亞人重新奪回他們的未來。她認為他們在面對嚴峻挑戰時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但這種情況已不再可持續,需要改變。
以下是通過 Zoom 進行的一次採訪的輕微編輯轉錄。
你是如何想出這本書的標題的?
我想要觸及我認為許多年輕人普遍感受到的一種狀態,他們生活在週週之間,實際上無法想象獲得他們需要確保長期生活的資源。但這也是氣候危機和我們正朝着對人類來説越來越困難的局面加速發展的感覺。所以我認為很多年輕人感覺自己是 Gen F’d。
我在標題末尾加了一個問號,因為對我和我的寫作來説,不呈現厄運和愁雲滿天很重要。
我們在這裏討論的可能解決方案是什麼?
我們必須診斷哪些方法行不通,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青年政治中出現了這種人為的普遍主義。這一派往往是中上階層、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士,被選中成為所有人的代言人。我認為這讓很多年輕人感到厭倦。
這本書的一個重點是,我們與彼此建立聯繫的能力正被過度接近屏幕所侵蝕。所以,“Gen F’d?”首先是一個呼籲重新建立社會聯繫的號召。人類需要這些聯繫來保持自我責任感。
我們看到不斷加劇的代際分歧的一個原因是,政策讓老年人受益,卻損害了年輕人
我們每年在住房税收優惠上花費超過140億澳元,這些錢可以用來制定開始解決住房危機的替代政策。再加上50億澳元的聯邦租金援助,總共將近200億澳元。這些錢可以用來發展類似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那樣對待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問題更為複雜的公共和社會住房。
但也要承認,房屋不應被視為商品,人們需要住房居住。
改變税制有多難?
養老金辯論非常具有啓發性,因為它表明,即使政府對税收優惠的肥皂列車進行微小調整,只針對最頂尖的0.5%,它仍然引發了媒體上最激烈的憤怒言論。
我們在做事情方面缺少什麼?
我們認為律師應該比護士、教師或清潔工交更多的税。我們明白,如果你擁有更多,就可以多付出一點。但是我們沒有將同樣的漸進性應用於不費吹灰之力積累的財富。
通過工作賺取的一美元被徵税的可能性是通過資本收益賺取的一美元的10倍以上。如果我們真的是一個鼓勵努力工作的國家,那麼我們允許這些數十億美元的財富在税收體系之外積累是荒謬的。
這種不平等加劇可能會帶來哪些副作用?
國際上有很多研究表明,不平等加劇對經濟是一種毒藥。它會毒害經濟增長、生產力、社會凝聚力,並助長極右運動。我們看到這些因素越來越令人擔憂地出現。
政府應該從哪裏開始?
要解決税收體系中對財富和收入荒謬的處理方式將是困難的。我認為政府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來應對這種不平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