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爭相在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重新吸引國際學生-彭博社
Carmeli Argana
當邊界關閉時，全球大學被迫面對其商業模式中一個明顯的弱點：依賴國際學生來支撐收入。三年過去了，這個行業沒有任何減少這種依賴的跡象。相反，它加倍了。
中國的重新開放以及要求在外國大學攻讀學位的人回到課堂，發生在英語國家之間吸引國際學生的競爭加劇的背景下。
在澳大利亞，教育是第四大出口，上個月有超過28,000名中國學生回到了大學，另外還有來自中國的35,000名簽證持有者仍然有資格。去年總共有746,000名國際學生入學，頂尖機構預計學生數量將在2025年早期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英國、美國和加拿大也出現了快速反彈。
悉尼大學的四合院中的學生。攝影師：Brent Lewin/Bloomberg“我們看到各方面都出現了V型復甦，”總部位於澳大利亞的教育服務提供商Navitas的全球洞察與分析負責人Jon Chew説道。隨着高度發達經濟體對高等教育的政府資助下降，“大學需要彌補這一差距”，吸引海外學生的競爭正在加劇，他説。
全球疫情顛覆了數十億美元的國際學生市場。
根據紐約國際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專家朱莉·貝爾（Julie Baer）的説法，由於許多海外學生推遲或暫停了他們的學術計劃，2020/21年美國的新生錄取人數下降了46%。在澳大利亞，工會表示，2020年員工的薪水下降了多達15%，而政府數據顯示，從2020年到2021年，高等教育工作人員減少了8.3%。
為了避免這樣的困境，大學正在努力未雨綢繆地調整他們的商業模式。
中國是澳大利亞國際學生的最大來源
自疫情爆發以來，海外入學人數有所下降
來源：澳大利亞政府教育部
澳大利亞正在尋求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本月宣佈與印度達成新的教育合作伙伴關係，將使在對方國家獲得的學位更容易得到認可。迪肯大學將在印度建立一個分校區——這是一種常見的策略，可以緩解疫情導致的邊境關閉帶來的影響。
根據跨境教育研究團隊的數據，美國和英國大學在開設海外校區方面最為活躍，佔全球此類安排的約三分之一。
例如，紐約大學還在阿布扎比和上海設有授予學位的校區。其全球項目和流動服務副總裁喬什·泰勒表示，在一項允許學生在紐約大學校區或各自國家的中心學習的計劃下，國際註冊人數在整個大流行期間“保持非常強勁”。
反彈速度比許多人預期的要快，一些領先的美國大學已經看到新的國際學生註冊人數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與此同時，根據英國大學聯盟國際部門的全球流動政策顧問格里夫·瑞恩的説法，英國已提前十年實現了接待60萬國際學生的2030年目標。
在澳大利亞，上個月估計有143,000國際學生湧入，人們都感到鬆了一口氣，不再受在線學習的限制。
“面對面學習可以更好地互相學習，”來自北京的悉尼科技大學法學研究生Joy Xu説道。“我們都知道面對面學習可以帶來最好的結果和成果。”
經濟利益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2019年的高峯時期，全球約550萬學生出國留學，澳大利亞的教育出口額達到269億美元，英國為308億美元，美國為440億美元。納維塔斯預測到2030年，將有多達950萬學生出國留學。
然而，澳大利亞的經濟學家擔心最近的湧入會帶來下行風險。
“通貨膨脹是當前熱門話題，”澳新銀行的經濟學家瑪德琳·鄧克説道。“所有這些學生在澳大利亞期間會在咖啡館、餐館和電影院消費，這將增加一般服務的通貨膨脹。”
這也加劇了悉尼等城市的租房危機，房價飆升。
“我的一些朋友實際上每週要支付大約600澳元（400美元）的租金，租的只是一個工作室，這太瘋狂了，”正在新南威爾士大學完成科學學位的斯里蘭卡學生伊努利·蘇巴辛格説。“而且這些只是一些普通的、非常基本的公寓。”
與此同時，激增的入學人數給緊張的高等教育勞動力市場增加了壓力，這個市場尚未從疫情導致的裁員中恢復過來。
3月9日，在悉尼大學由澳大利亞國家高等教育工會組織的罷工中的示威者。攝影師：布倫登·索恩/彭博社在悉尼大學，陷入薪資談判僵局的工人自2022年初以來舉行了數天的罷工。最近一次是在3月9日，當時數百名員工在大學的主要入口處組成了封鎖線。
“大學需要投資於為員工提供資源，以便他們能夠恰當地完成工作，”澳大利亞國家高等教育工會的總書記達米安·卡希爾説。“通常負責教授大量國際學生的人得不到很好的支持。”
在行業繼續從大流行中恢復的過程中，Chew 在 Navitas 表示，在保障學術標準和整體學生體驗的同時，平衡收入的重要性將至關重要。
他説：“最大的風險是教育只是變成了一種商品，而不是這真正一生一次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