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蓬政變讓法國的非洲戰略岌岌可危 - 彭博社
Neil Munshi, Ania Nussbaum, Katarina Hoije
在8月31日,被推翻的加蓬總統阿里·邦戈的競選廣告牌在利伯維爾被撕毀。
來源:法新社/蓋蒂圖片社在被自己的軍隊推翻後,阿里·邦戈總統被困在加蓬總統府的豪華客廳裏,數小時後,他發出了一個哀求的請求,希望能夠推翻非洲又一次發生的政變。
“製造噪音,”邦戈在週三發佈的視頻中反覆用英語説道。然而,來自這個國家最古老的朋友法國,卻只是保持沉默。
被廢黜的加蓬總統呼籲人們“製造噪音”
邦戈被拘留在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三月進行國事訪問時擁抱他的同一座宮殿裏。如今,法國政策制定的高層在這位法國56年前安裝並自此縱容的殘暴專制政權的繼承人被推翻後陷入癱瘓。
馬克龍在2017年上任時承諾重啓與非洲的關係,成為承諾結束法蘭西非(Françafrique)的最新總統。然而,法國前駐塞內加爾大使讓·德·格利尼亞斯蒂表示,他“與他的最近前任完全一致”。
然而,加蓬的政變發生在尼日爾在7月發生政變之後,以及過去三年發生在馬裏、幾內亞、布基納法索和乍得的政變之後,最終促使法國對非洲的政策進行了悄悄的重新評估,這是根據一位法國駐非洲高級外交官和一位熟悉法國政策的人士的説法。
馬克龍(左)和邦戈(Bongo)於3月1日在加蓬利伯維爾總統府會面。攝影師:Ludovic Marin/AFP/Getty Images這種反思可能來得太遲了。在他的任期內失去了半打非洲盟友後,馬克龍的非洲政策“已經失敗了”,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分析師Thierry Vircoulon表示。
“我們無法逃避對我們政策的重新評估,”前法國大使、現任蒙田研究所高級研究員Michel Duclos表示。“問題不在於評估我們在非洲的戰略是否失敗 — 我們盡了我們的責任 — 但現在我們需要從頭開始,重新思考。”
政變表明,法國不再有權決定關係如何發展。相反,這些國家的軍隊,通常得到公眾支持,正在排擠一些通過選舉產生或者通過裙帶關係任命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與西方的聯繫首先通過巴黎建立。
在過去三年發生政變的六個國家中,法國保持着深厚的經濟、政治和安全關係。席捲馬裏、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的動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對法國領導的長達十年的打擊聖戰分子的行動感到失望而引發的,這些聖戰分子已經殺害了成千上萬人,使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隨着巴黎重新開始規劃,它將需要想出如何處理駐紮在非洲的數千名軍隊 — 這種軍事存在使其在美國獲得了影響力,但也在非洲大陸上滋生了不信任。
在2022年10月,布基納法索瓦加杜古法國大使館外的抗議活動。來源:法新社/蓋蒂圖片社“法國在西非的影響力下降對這些聯繫來説是一個打擊,”杜克洛斯説。
法國需要決定如何對待該地區的其他法語盟友:那些用鐵腕統治數十年、監禁政治對手並使自己富裕而讓民眾受苦的獨裁者;或者像邦戈一樣,接替了父親的位置。
“法國決策者並沒有真正調整他們對非洲的政策,沒有考慮到法語非洲對真正民主的渴望,”萊頓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的政治學家拉赫曼·伊德里薩説。“所以在中非,他們繼續支持 — 或者容忍 — 那些獨裁者,那些暴君。”
在法國在法語非洲的日益減少的朋友名單中包括自1982年以來一直統治喀麥隆的保羅·比亞,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日內瓦洲際酒店度過 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剛果共和國的丹尼斯·薩蘇·恩圭索,他四十年的執政以鎮壓為特徵;馬哈馬特·代比,他在2021年父親去世後通過政變被安排為乍得總統;以及多哥的法烏雷·納辛貝,他在2005年接替其父親。
馬克龍,中間,與喀麥隆總統保羅·比亞,右邊,以及第一夫人尚塔爾·比亞於2022年7月在喀麥隆雅温得總統府合影。攝影師:Ludovic Marin/AFP/Getty Images“總的來説,法國更傾向於穩定而非透明度,”牛津分析公司西非分析師內森·鮑威爾説。“擁有可靠的軍事領導人或者可能有缺點的獨裁者——也許他們不尊重人權,也許他們手上沾滿了鮮血——對他們來説比他們認為的混亂更可取。”
然而,將這些政權的腐敗和管理不善歸咎於法國是錯誤的,根據反對派政治家、喀麥隆人民黨主席卡·瓦拉的説法,
“我們與法國有賬要算,我們與西方有賬要算,但作為非洲人,我們有主動權,作為非洲人,我們有資源,作為非洲人,這些資源和主動權在過去的五六十年裏完全被我們的領導人以腐敗的方式管理—被完全管理得混亂不堪,”她説。
居民們在利伯維爾Plein Ciel區向安全部隊成員鼓掌,時間為8月30日。來源:AFP/Getty Images“最終,由於廣大加蓬人民對油氣財富未能惠及普通加蓬人的不滿情緒不斷增長,博尼奧説,他未能繼續掌權。” 加蓬220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現在加蓬的鄰國——以及邦戈的終身總統同僚們——似乎開始感到緊張。加蓬政變發生幾小時後,喀麥隆的比亞宣佈對他的軍隊進行了重組。
“在過去幾個月的事件之後,地區的專制者們會更加警惕,”同時也是蘭開斯特大學非洲研究中心歷史學家的鮑威爾説道。“他們將開始投資於防範政變的措施——因為軍隊可能會開始產生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