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氣候遊行迴歸，處於拋湯抗議的時代 - 彭博社

2023年3月，氣候活動人士在紐約遊行。

攝影師：Ed Jones/AFP/Getty Images2019年9月，約有25萬人走上紐約市的街頭。這些遊行者幫助掀起了一週的全球抗議活動，與聯合國氣候行動峯會同期，旨在向世界領導人傳遞一個信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做更多的努力。

在接近四年後的同一天，氣候活動人士將再次充滿紐約的街頭，參加終結化石燃料遊行。 這次遊行是全球範圍內為期三天的抗議活動的一部分，旨在重新振作起2020年新冠疫情使得大部分此類大規模行動停滯的勢頭。

“我們希望這將是自201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氣候遊行之一，”Bree Campbell説道。作為紐約弗蘭克·辛納特高中的一名高年級學生，Campbell也是星期五未來運動的組織者，這個運動是由Greta Thunberg發起的，也是這次遊行的召集者之一。

“我們遊行是為了向拜登總統明確表明，我們期待他履行競選承諾，成為我們選舉產生的氣候總統，”Campbell説道。參與者們希望他“停止批准化石燃料項目和租賃，逐步淘汰公共土地和水域上的化石燃料生產，並宣佈氣候緊急狀態，以便他能夠停止原油出口和在國外的化石燃料項目投資。”

大規模抗議活動有兩個功能，根據Colin Davis，他是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認知心理學主席，也是一位研究抗議活動的研究員。戴維斯説：“一個是向政治家傳達信息，一個是向公眾傳達信息，提醒人們這是一個很多人關心的問題。”

但與2019年不同，這次遊行將發生在全球對直接行動抗議活動進行打壓的背景下。包括澳大利亞、德國、法國和英國在內的國家已通過法律，加大罰款和監禁時間，或者援引通常用於有組織犯罪案件的法規來遏制抗議活動。這是對一些人所謂的破壞性抗議活動增加的回應，這些活動由滅絕叛逆組織、Just Stop Oil和Blockade Australia等團體發起，他們封鎖道路和機場跑道，放氣SUV輪胎，並向（玻璃保護的）梵高畫作潑番茄湯。最近，身着“終結化石燃料”T恤的抗議者在美國公開賽女子半決賽上進行了一小時的抗議，其中一名抗議者用膠水將他的赤腳粘在了體育場地板上。

氣候活動人士從倫敦標準特別銀行的辦公室前面塗鴉，日期為2021年8月27日。攝影師：Hollie Adams/Bloomberg破壞性抗議活動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一些活動人士感覺傳統的大規模行動並不有效的一種反應。遊行——即使規模相當大——並不總是能夠獲得廣泛的媒體報道，限制了它們在引起關注方面的有用性。即使人數非常龐大，也不一定會改變政策。

“我們在2003年有200萬人走上街頭[在英國]，抗議入侵伊拉克。顯然，儘管人們反對，但事情還是發生了，”戴維斯説。“然後我們有超過100萬人反對脱歐。那也無濟於事。這樣的事情導致人們對這種抗議能夠帶來改變的能力失去信心。”

研究表明，許多人不喜歡破壞性抗議活動，但是當被問及比賽後的情況時，網球明星科科·高芙表達了更加微妙的觀點。

“我總是談論關於表達你的感受和信仰，”高芙在新聞發佈會上説。“這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所以我不能太生氣。顯然，當我領先6-4，1-0時，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我希望保持勢頭，但是，嘿，如果他們覺得這是他們需要做的來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我真的不能生氣。”

公眾對破壞性抗議手段的短期不適並不一定意味着它們會削弱抗議者的長期目標，戴維斯説。

例如，在美國民權運動中，20世紀60年代黑人激進組織的出現使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看起來比較温和 — 或者至少不那麼激進。最終結果是，儘管這些組織的立場沒有改變，但他們更容易籌款。籌款，戴維斯説，關於這類大規模抗議是否會推動公共政策的研究結果不一，但在心理上它們可能很重要。

“人們對氣候變化的問題通常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威脅不真實，而是因為他們完全正確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而且他們的個人行為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直接影響，”他説。“大規模抗議所能實現的部分目標是讓人們説，‘嗯，實際上，也許我們可以做些什麼。’這表達了對集體效能的信念。”

“尤其是在大流行之後，看到大家齊心協力非常必要，”坎貝爾表示。“因為你能與人們建立聯繫，意識到，‘嘿，我們是站在同一陣線上的。我不是孤單的，我不是唯一一個擔心氣候的人。我不是唯一一個為我們的未來和地球的命運感到害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