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定價是實現全球減排的關鍵，IMF表示 - 彭博社
Eric Roston
德國派茨的一座燃煤發電廠。
攝影師：Krisztian Bocsi/Bloomberg氣温升高和更加猛烈的風暴並沒有改變氣候政策面臨的根本挑戰：世界各國必須找到在不承擔沉重債務負擔的情況下實現零排放的政治可行途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半年度財政監測報告將這一困境稱為“三難問題”。作者認為，可以通過以某種形式的碳定價為基礎的有針對性政策來解決這一問題，這通常是經濟學家首選的工具。該報告發布前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於本月在摩洛哥的馬拉喀什舉行年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析了兩種國家採取減少温室氣體排放行動的情景。每種情景模擬了兩個假設國家：一個是G-7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另一個是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的平均水平。
在一個情景中，政府採取減排措施導致債務激增。與2050年相比，假設先進經濟體的氣候相關支出大幅增加，使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上升了45%，借貸成本也有類似影響。在假設的新興或發展中經濟體中，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比率增加了50%。
在第二種情況下，更為温和的政策措施未能將富裕國家的排放量削減到足夠的程度 — 僅比當前水平低40%。在假想的發展中國家中，排放量僅下降了10%。
簡而言之，能源轉型的支付不能僅由政府或私營部門承擔。“我們認為這對政府來説是財政上不可持續的，”IMF財政事務部副主任、進行這項研究的Ruud de Mooij説。“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讓私營部門承擔一切費用，這可能會引起激烈的政治反對，”de Mooij説，這可能會削弱氣候行動。
根據IMF的説法，兩者之間存在一種有效的中間方式。碳定價結合適度支出，降低了發達和新興經濟體的情景中的債務負擔。
如果發達經濟體能夠同時通過碳定價和針對難以減排部門的具體政策，比如建築和鋼鐵生產，他們的債務負擔將在模擬中增加10%至15%的GDP — 不是很好，但比無限制的氣候投資要容易管理得多。
新興市場可能也會看到債務增加15%。到2035年，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預計將負責超過70%的排放量，但面臨鉅額債務和不斷上升的利率，使它們處於劣勢地位，與更富裕的鄰國相比。這些國家在低碳能源投資方面遠遠落後於發達經濟體和中國的可再生能源轉型。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新能源落後於傳統能源
可再生能源與化石燃料投資比例
來源：IMF全球金融穩定報告
IMF分析師在氣候困境中制定的方針是合理的。已有49個發達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實施了碳定價政策，如税收或許可交易市場。另外23個國家正在計劃實施。這些政策的價格範圍從列支敦士登的每噸二氧化碳高達130美元，到阿根廷的約5美元。在中國的國家交易計劃中，一噸二氧化碳目前價值10.40美元。全球平均價格為每噸20美元，這些政策覆蓋了全球約25%的排放量。
經濟學家和其他倡導者曾經認為碳定價是政策工具中最接近魔法子彈的一個。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講，它可以糾正氣候變化的核心驅動因素 —— 化石燃料排放歷來具有成本，但沒有價格 —— 併產生收入，可以用來幫助人們和產業過渡到清潔能源。
世界各地已經實施了足夠多的碳定價機制，使研究人員能夠利用數據來比較它們與模擬的效果。最古老的碳定價項目已經存在多年。瑞典在1991年首次實施了碳定價。
碳定價並非在所有地方都被證明在政治上可行。澳大利亞在2011年採納了碳定價，三年後廢除了它。2009年美國推動全國碳定價的努力失敗；此後美國一直依賴補貼、監管，最近還有2022年通脹削減法案，一個廣泛的激勵計劃。
這種方法在滯後於脱碳的行業中的價值也有限。建築業主需要更具體的激勵措施來改造他們的系統，使用熱泵。對於經濟的這些部分以及其他部分，IMF推薦使用一套工具。這些工具可能包括普通的監管和補貼，以及對碳排放高的技術（如內燃機汽車）徵收費用，或者為電動汽車的購買成本提供退款。
生產化石燃料的國家處於特別敏感的狀態，因為它們必須逐漸減少主要出口，轉向清潔能源，並且必須在一個衰退中的全球化石燃料能源市場的變幻莫測中做出這些改變。有10個國家的一半以上的收入來自化石燃料銷售。IMF指出，新的財政方法和國家石油公司的多樣化至關重要。
氣候三難問題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尤為嚴峻，這是IMF發佈的一份附帶的報告的主題，全球金融穩定報告。
到2030年，這些國家共同需要約2萬億美元的能源轉型投資，而目前水平約為4000億美元。對於信用評級低和政府高融資成本的國家來説，私營部門需要提供80%的投資，如果不包括中國則需要提供90%。
銀行和保險公司在貧困國家的發展中發揮着關鍵作用。由實施更嚴格氣候政策的銀行融資的煤電廠“更有可能被淘汰或改變用途”，作者寫道。
坐視氣候變化也是一個昂貴的選擇。什麼都不做每年會給公共債務增加0.8%到2%的比例，因為損失和適應成本不斷增加。到2028年，債務與GDP的比率預計每年將增加一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