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應該恢復自由貿易議程 - 彭博社

但是他們談論了自由貿易嗎？

攝影師：Brendan Smialowski/AFP

喬·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上週結束了一次峯會，就從軍事通信到人工智能再到熊貓等一切達成了協議 —— 這是美中關係緊張加劇多年後地緩和的一個積極跡象。

然而，協議清單上並沒有解除拜登前任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關税。本週早些時候，針對國會民主黨人的反對意見，拜登政府已經 擱置了印太地區貿易協定的希望，該協定原本將作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繼任者。與此同時，唐納德·特朗普在競選途中呼籲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 10% 的關税，而不管其原產地。

在美國人對高通脹感到不滿、經濟學家對高利率感到擔憂的時候，值得重新審視為什麼兩黨一致反對自由貿易的問題。

教科書經濟學明確指出了貿易的好處：通過允許國家專業化，貿易最大化了生產率。當然，確實可以有戰略上的理由反對對敵對國家的關鍵供應品依賴。或者有保護特定技術領域的經濟發展理由。

但這些都是貿易有利的例外情況。就美國出於地緣政治原因尋求與中國在經濟上“脱鈎”的程度而言，它應該加強與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南美和加勒比地區呢？為什麼美國對外國人在美國銷售多少甘蔗施加嚴格限制？為什麼不與巴西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呢？

對自由貿易的政治轉向是對長期勞動力市場疲軟的反應，雖然有些言過其實。在從互聯網泡沫破裂到Covid-19大流行的20年間，美國利率低、通貨膨脹低，而且主要勞動年齡段的就業率低迷。在這種情況下，保護就業崗位免受外國競爭的想法似乎很有吸引力，而來自國外的低價商品的誘惑力也不那麼誘人。

貿易並未變得更自由

全球貿易限制的總數在過去幾年急劇上升

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球貿易警報

然而，如今，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選民的優先事項也發生了變化。

通貨膨脹是選民的頭等關注，也是各個政治派別的明確關注點。那麼為什麼不敞開貿易大門呢？降低關税會降低價格，但現代自由貿易協定不僅僅是關税問題。發達經濟體對可以銷售的商品和服務種類以及銷售條件有許多規定。這些監管框架在實踐中可能成為強大的貿易壁壘。

沒有人會因為工作或度假而前往歐洲，比如擔心租車或乘坐出租車不安全。但是歐洲和美國的汽車安全法規有足夠大的不同，以至於為美國市場製造的汽車在歐洲是不能合法行駛的，反之亦然。在自由貿易共識崩潰之前，曾有談論要談判一項雄心勃勃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以解決這個問題，以及美國和歐盟之間許多其他可能的監管協調領域。總體上説，這個想法是通過減少這類實際貿易壁壘，可以增加競爭，降低價格。

與低收入國家的貿易同時通過讓美國公司獲得相對低工資的工人來降低價格，而美國消費者受益於由此產生的更低價格。

這一直是美國人對貿易擔心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中美洲人可以在美國銷售他們的糖，加拿大人可以銷售他們的木材，印度人可以銷售他們的鋼鐵，那麼美國農民、伐木工人和鍊鋼工人的收入就會減少。另一方面，更便宜的木材意味着更便宜的房屋建築，最終意味着更豐富的住房。更便宜的鋼材意味着汽車價格更低。

當工作稀缺而利率低時，很容易忽視這些好處。但在當今的經濟中，工作機會很多，如果勞動力市場變弱，美聯儲很容易通過降低利率來應對。當然，更低的利率會受到許多美國人的歡迎，最明顯的是那些想購買新房的人，但也包括希望擴大業務的小企業主。從長遠來看，較低的利率應該會導致更多的投資和更有生產力的經濟。

這並不是驚天動地的事情。恰恰相反：幾十年來，這一般被認為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

這並不意味着自由貿易總是取得勝利 — 遠非如此 — 但這意味着貿易政策的辯論被理解為關乎特殊利益。個別行業因自私原因呼籲保護主義，但普通大眾從自由貿易中受益。國會議員則必須在地方政治中斡旋 — 對抽象的自由貿易持支持態度，但渴望為其選區所在的任何行業開出例外。自富蘭克林·羅斯福到巴拉克·奧巴馬的每一位總統，都意識到自由貿易對國家經濟的積極影響，為降低關税和推動更多貿易協定而奮鬥。

特朗普長期以來一直有獨特的保護主義傾向，在公眾在很大程度上對貿易的好處漠不關心的特定歷史時刻打破了這一共識。但拜登作為參議員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與中國建立正常貿易關係，並在親貿易的奧巴馬政府任職，卻執拗地堅持特朗普的做法。更加扭曲的是，特朗普本人正在以一項將直接增加通貨膨脹壓力並提高利率的貿易議程競選。

有時候，常識是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正統思維的支柱值得重新考慮：自由貿易是好的，人們不喜歡高物價。如果拜登政府希望幫助降低通貨膨脹，就應該尋找更多機會開放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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